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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有效地着手企业管理？

一种最常见的错误是，用行政手段去代替一切管理，并美其名曰“制度管人”。但常因组织的目标与个人目标的矛盾难以调合，导致收效甚微。由于用行政手段干预这种方式操作起来简单便捷，长期以来是多数管理者惯性依赖的企业运作方式。

另一种近年来比较流行的方式是，孤立地强调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大干快上，弄了一堆颇为丰富的文化手册，大体上是因为看到华为文化、阿里文化成功的典范，竞相模仿，结果因没有满足人的基本欲求，学了个四不像，知和行严重分离。

治理一个企业与治理一个国家虽规模上有巨大殊悬，但原理上有相似之处。

一百七十年前，马克思下了一个经典的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至今仍是治理上的一个基本规律和原则。

从企业的角度看，经济基础是指企业经营发展所处的阶段、获利的能力及方式，是判断其将采取何种竞争途径的条件；上层建筑是指在经济基础上实施的行政手段（责任/目标/权力/资源）和文化手段（意识形态/价值判断/行为追求）。也就是说，离开经济基础的判断，离开经济手段的设计，来谈行政手段和文化手段，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管理中所运用的措施不会超出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文化手段这三个领域。前面讲了先后关系，那这三种手段的运用以何为重呢？则要视企业经营对人的内在驱动力的依赖度。一般而言，当外在的监督变得困难时，内在的驱动就成为关键---即重视文化手段，反之，则重视行政手段。但是要注意：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指导原则，无论以何为主，都必须以合理的经济手段的设计为基础为前提。

另外应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除了让员工在企业中得到基本的保障外，经济手段的灵魂是“平等的竞争”，只有它，才可以实现奖优罚劣和促进努力创新。也就是说，企业中的价值分配，必须体现平等的竞争、奖优罚劣这一主张，就像我们常讲的，必须让多劳者、贡献大者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由于经济手段所设计的是组织与个人之间的互惠关系，是促进行为的自主选择。那么在管理上，在许多微观层面就没有必要事事检察、监督和防范，比如可以从事前审批为主，转变为事中事后的合规性监督为主，这样的组织就变得有活力了，管理当然就变“轻”了。

当然前面已经说到，三种手段不能孤立使用，须互有支持。行政手段尽管涉及的面很宽，包括组织、目标、权力、流程、资源等等内容，但必须围绕一个核心展开：“厘清责任的链条，拧紧责任的螺丝”---没有人，什么也无法实现；但没有责任，什么都无法持续。有序的运转都须围绕责任展开，老话也讲：“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文化手段的外延极大，它的有效开展也有一个核心：“诠释工作的意义”，谁做得更好，谁的企业就有生命力。它确有让员工行为实现自驱、让管理实现“无为”的巨大功效。然而这一切的作用，仍然离不开把经济手段做好为前提。不要盲目看待成功企业的文化光芒，它成功的背后，依然是遵循了一百七十年前马克思下的经典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所以，这个逻辑可以概略为：先基于企业的发展阶段和经营现实，把能够实施平等竞争环境的经济手段设计好，然后据以展开基于强化责任的行政手段和努力诠释工作意义的文化手段的设计及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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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洲村全村以朱姓为主。据记载，朱氏十九世祖攀麒公长子思谅公于明洪武25年（1392年）随文宦游过文明，见文明秀水村文经武纬，山明水秀，俗朴人醇，遂卜居于此。

明嘉靖壬午年（1522年）间，沙洲双泉祖由附近的秀水迁居于此。沙洲村落历史悠久、传承较好。村内有祠堂、民居、古桥、古井、古庙、古巷道。建筑于山水之间，造型师法自然，紧凑通融，韵味无穷。 古民居以朱氏宗祠为中心，按照中国传统风水“五位四灵”的模式，围绕朱氏宗祠及主巷道整齐排列，古民居外形均以面阔3开间，青砖“金包银”硬山顶一重封火墙为主。 青瓦灰墙，雕梁画栋，刻檐飘脊。彩绘、木雕、石雕、砖雕丰富多彩，山水、人物、花鸟栩栩如生，斑驳的灰墙黛瓦，隐隐现出村落昔日的辉煌。屋角突起的马头墙异彩纷呈，砖雕、雕花格窗交相辉映。

这里的建筑装饰素雅淡秀，就地取材，价廉物美，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是十足的生态环保，展现了沙洲村人在建造方面的杰出才能与对生活的歌颂。

沙洲村朱氏宗祠，

灰墙黛瓦，雕梁画栋，

堪称最美宗祠！

家祠，又称祠堂。是家族供奉先祖、缅怀列宗的地方，祖训家规在这里传承，族规家法在这里执行，家风家学在这里弘扬……

祭祀中，

后人们虔诚地祭拜祈福；

聚会上，

长者们讨论着深邃的智慧。

祠堂

对于宗族人来说是根脉所在

无论走了多远

还是熬过了华年

祖辈的族规家风，都渗进了脉络，融入了血液

历史上宝应有过很多家祠建筑，如今依然存留的，只有宝应小石头街里唯一的一座—朱方伯公家祠。它坐落在宝应古城区，东边与宝应朱氏一脉相承的朱氏三进士宅第接壤，南与宝应儒学圣地—学宫相呼应，西侧近在咫尺的是周恩来总理少年读书处，北端则与蒲松龄游幕宝应纪念馆隔街相望。四周古迹环绕，荟萃着宝应古城的历史人文胜境。

朱氏家祠始建于清代光绪末年。座北朝南，前后一共三进，青砖小瓦，雕砖门楼。细腻的砖雕上不仅镌刻着岁月时光，更蕴含着宝应朱氏家族的情操、信念与修养。大门楼屋面上用砖瓦砌成的“亮脊”，象征“光明正大”。亮脊的两端装饰的两只脊吻兽—鳌鱼。明代陆容写的《菽园杂记》中有载:“鳌鱼，其形似龙好吞火，故立于屋脊上。”它们守护着古宅的平安，也保佑着朱家子孙们能够科举中第、独占鳌头。

祠堂大门上方砖砌门楣中间一排大气的如意纹砖雕，寓意“前程锦锈，鹏程万里”。大门石框正顶中间的圆形石刻，则寓含“五福盈门，福寿双全”；大门石框象征高山脊梁，寄托着祖辈对家族子孙能够勇当大任的殷切希望。

走入建筑的第二进，饷堂屋檐下一排结构稳健、造型奇特的斗拱映入眼帘。斗拱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特有结构，在屋顶与立柱间承上启下，不仅造型优美，更因其特殊的“卯榫”结构，发挥着抗震的作用。他们将整个屋顶的重量均分，扛起了庇护风雨的顶檐。同时也体现着建筑主人的地位和身份。

第三进的主殿大厅内，神龛中供奉着朱氏的先祖神主。主殿中厅梁枋上的彩绘十分引人注目。在中国古建筑中，彩绘就是俗称的丹青，而古建彩绘就是古代劳动人民在古建筑物上绘制装饰画，不仅美观，而且有一定的防水性，增加建筑物寿命。由于朱氏家祠是由苏州工匠建造，彩绘有着十分浓重的苏式彩绘风格。交错的梁坊间，红黑色块与金线相交辉映，精美的图案更点明了主体，成为建筑的亮点。主梁正中绘制着两个下棋的人物，寓意胸怀天下。两侧的菊花图寓意着康泰延绵，主厅横梁上的牡丹纹象征花开富贵，石榴花则喻意子孙满堂，蝙蝠彩云比喻五福祥瑞，织锦花纹表示满腹经纶……

朱氏的先祖在精美的彩绘下享用着鼎盛的香火，庇佑着一方宝应古城，保佑着这里人才辈出、风调雨顺、多瑞多福……

明清两代，宝应朱氏历经王朝更替、世事沧桑，凭着清正家风和深厚家学，世代彰显出“闻人辈出，科第蝉联，仕途相继，著作宏丰，家风远昭，历久弥珍”的家族文化特质。登科第者逾百人，其中：进士7名，举人18名，贡生数十名。明代有“诗书双绝”的朱应登、朱曰藩“父子两进士”，清代有“鼎甲探花”朱士彦及朱士达、朱士廉“兄弟三进士”。亦有连续15代诸生者，连续十余代“几乎人人有集”的家学盛况，更有入仕为官者“恪守清廉，勤政惠民，政绩卓著，朝野称颂的“清官循吏家族群”。

朱氏家祠原称“朱方伯公家祠”，朱方伯公即为朱士达，朱氏后人为了纪念他，在家祠第二进飨堂内安放着他的塑像。在宝应朱氏的济济人才中，朱士达先生不仅为官兢兢业业、功绩卓著，更是一位体恤民情的好官。不仅在自己的辖区内打击犯罪、安宁一方，还兴建县学、疏浚水利、发展农商，使百姓安居乐业。朱士达在离任霍山时，父老携幼竟遮道攀辕，络绎数十里。朱士达流连不忍去，相与垂泪而别。

霍山文士汪嗣佺为赞颂县令朱士达的官德政绩，以送别的情景绘制了一幅《攀辕图》相赠。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这幅图卷上，感受到朱士达先生的大公无私，霍山父老们感恩的心。

“

朱士达的兄长朱士彦，是朱氏家族中高官亮节的代表人物。他官至吏部尚书，已是一品大员，却依旧不忘百姓疾苦。任中的他辗转万里，勘察水利，减免粮税……年逾六旬，仍奉旨專持使节，终积劳成疾，卒于任上。赠太子太保衔，谕赐祭葬，予溢“文定”。入《清史大臣传》、《清七百名人传》。

”

朱氏家族的优秀传统和高亮家风世代传承，可谓“二十世诗书门第，五百年忠厚人家”。优秀的传统不仅影响着朱氏族人，已化为宝应传统文化的一道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