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皖合作示范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日前，天津滨海高新区管委会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共建天津未来科技城京津合作示范区合作协议》。京津合作示范区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京津双城联动发展的重要举措，这意味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再次提速。

根据该协议，京津两市将坚持“一块地，一张图，同规同划”的合作宗旨，重点发展环境技术、健康医疗、文化教育、旅游休闲度假、高技术研发及高端商务商贸等6大产业，打造产业高端、环境友好的京津战略合作示范区。

“京津合作示范区将承担起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需要，推动教育、医疗、科研等资源向示范区集聚，建设成为产城融合的标杆。结合天津未来科技城总体规划，高新区和首创集团将共同推进示范区智慧城市和生态城市建设，把京津合作示范区打造成智慧、生态、宜居的新城。”滨海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倪祥玉如此阐释示范区的功能和意义。

总投资2500亿元的京津合作示范区建设预计将在15年内全部完成，从外部看，这个示范区和其他产业园区的发展路径差异并不大，但从内部来看，其所承担的使命却异常重大。无论是推动6大产业的发展还是承担起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疏解作用，被寄予了厚望的京津合作示范区建设启动的一点一滴都关系着京津冀一体化的迈进与落实，也都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打造高端产业示范区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4年，围绕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政策频出。此次，《共建天津未来科技城京津合作示范区合作协议》的签订又进一步推动了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这一战略，并成为这一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按照已发布的《天津未来科技城总体规划(2013——2030)》，天津未来科技城将分为“六组团”，即根据不同功能划分为潘庄工业区组团、现代产业区组团、滨海高新区西组团、滨海高新区东组团、北淮淀组团、清河农场组团。而京津合作示范区有较大部分面积正处于“六组团”之一的清河农场之中。

京津两地为了促进示范区建设，将优先支持教育、医疗、科研等资源向此聚集，并着力落实高端人才引进的社保互通等相关政策，支持公共服务项目和高端产业项目的对接与合作。未来还将进一步完善连接示范区与北京、天津的相关配套公路、轨道线网的规划建设。

六大产业的合作空间

根据协议内容，京津合作示范区将重点发展环境技术、健康医疗、文化教育、旅游休闲度假、高技术研发及高端商务商贸等6大产业，这意味着京津两地将在这些产业上进行重点的合作。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6大产业中，京津两地在健康医疗、文化教育、旅游休闲度假以及高技术研发这4大产业上的合作具有较大的潜力和空间。

首创经中(天津)投资有限公司战略发展中心总经理谢洪毅也曾透露：“我们希望在京津合作示范区引进3-5家专科医院，两家左右康复中心，帮助北京疏散大概一年1000万人次的病人及其陪同家属。教育方面也将从两个方面起作用，第一是1-2家高等教育院校，第二是1-2家职业教育院校，比如医疗护理或者文化创意这些需求很好的院校。我们估算了一下，连学生和教职员工大概3万-4万人。”

疏解功能需示范区思路转变

除了产业合作，京津合作示范区还在疏解首都部分功能上被寄予厚望。

首创经中(天津)投资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吴怀量介绍说，示范区不仅仅是一个项目，更是一个智慧、生态、产城融合的生活中心，是承担首都部分功能疏解、推动天津产能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

京津合作示范区在推动产业合作与发展以及首都部分功能疏解上都被寄予厚望。但事实上，从以往的园区发展经验来看，真正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园区并不多。

曹和平表示，我们国家有将近两万个产业园区，真正发展得特别好的产业园区，或者说对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有用的经济园区并不多，众多产业园区还是有上升的空间。

“要真正突破园区发展的内在，做好土地要素市场、城镇化城市功能综合体建设市场、中间品市场，要把产业集群和市场集群真正做起来，这一点连中关村也没做到。”曹和平对京津合作示范区同样寄予厚望，他表示，希望这次京津合作示范区能够真正把产业长链、市场长链和金融长链的共同成长做起来的，并将其与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

在首都部分功能的疏解问题上，曹和平向记者介绍，超大型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功能综合体，比如说北京有个金融街，但是北京的金融街是总部金融，工业金融就完全可以放在天津，所以这些产业金融功能综合体放在北京就不合适了，因为产业毕竟是在天津。这就是功能的向外扩散。

在人们的期待中，京津合作示范区更多地扮演了一个“受让者”的角色，而北京扮演着“让渡者”的角色，这在曹和平看来是不合理的。他认为，在让出去的同时也要请进来，要让天津的进京企业享有一切进京企业应有的待遇。不能北京让出去的天津把它当客人对待，而进京的企业又被各种限制，这是不合理的。过去出现的这种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疏散功能也该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

京津合作示范区所要承担的首都部分功能疏解的责任是一个美好的规划，但实际实现起来却是存在许多瓶颈的，是需要不断去突破的。

在曹和平看来，最大的瓶颈就是我们现在城市的发展是政治经济学的竞争，就是即便同属直辖市、副省级城市或地级市，在动员资源的权力、财政流程的比例、项目审批的权力等方面都不一样，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能把权力较大城市的权力分配给权力较小的城市一些就好了，要把权力小的城市应该有的权力还给人家，把城市之间的政治经济学竞争放到产业体系的竞争和要素资源的良性整合方向上来。

也就是说，要转变发展思路，才能在真正让京津合作示范区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避免重蹈以往产业园区建设的覆辙，才能让其功能的发挥具有重大的意义。

曹和平表示，北京周边200公里的范围就变成传统的农区了，举个例子，像延庆的发展就很弱，可是长三角那个地方的辐射性就比较好。疏解功能就是要把北京和天津周边250公里半径内的“一日经济圈”放在一体化里面来发展，不要以行政边界为边界。

同时，他对京津合作示范区给予了自己的期待：“仅仅是一个园区是不够的，要把所有的地区都‘同城化’发展。所以，这个京津示范区要赶紧取得经验，然后在面上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