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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亘在新化、安化二县古道上的洞市鹞子尖，其岭上茶亭处有二块刻有陶必铨、陶澍父子与茶相关的诗文捐碑。 其中一块为1820年黄花溪陶占江所立的方形石碑，三面文字如下：

正面是“ 喜施川东兵备道陶大人官印澍捐茶银贰两正”几个大字，接书一行小字“ 甲申年又捐修屋币四千文，头人陶清茂”。落款是“ 皇清嘉庆庚辰年五月内陶占江立”。 　 右侧面为“ 《鹞子尖茶引》：《禹贡》荆州之域，三邦底贡厥名，李安溪以为名茶类，窃意吾楚所辖。如今之通山、君山及吾邑，实属产茶之乡。‘六书’中古简，后人始加以艸，而名乃从茗，则李说近是已。顾茶产于山，而高山崇岭，行人往来，渴而得饮者，往往难之。夫樾可荫暍，救死良法也。然与其救之于已死，不若全之于方生。如十一都之鹞子尖，上下十余里，亦一险阨也。有兴言老人者深垂怜念，日汲水半山中，煮茗古亭以待渴者、行者便之。所赖仁人君子，广为施济，以佐老人之不逮。庶几功传人间，不独经传陆羽，露裛双芽；歌续卢仝，风生七碗矣。是为引。萸江陶必铨撰”。 　 左侧面是陶澍过鹞子尖即兴所题的七言诗：" 盘旋直上五云高，千里河山一望遥。我本玉皇香案吏(原注：用东坡旧句) ，置身莫讶立烟霄。己卯年(1819年)路过鹞子尖十月十一日云汀陶澍题”。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省安化县人。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四川乡试副考官、监察御史、户科给事中、川东兵备道；道光年间，历任山西省按察使、安徽省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官至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道光十九年（1839年）病逝于官邸，晋赠太子太保，谥“文毅”。 1819年，陶澍赴任川东兵备道，便道回里，经益阳拜访胡达源(胡林翼 ①父亲，胡林翼后成陶澍女婿)家后，于农历10月1日达到安化小淹。10月11日，陶澍从小淹出发，走辰酉(湖南辰溪、重庆酉阳)古道而登上鹞子尖，满怀豪情作了《过鹞子尖》此诗。 据《资江陶氏八续族谱》记载，唐同光元年，陶升从吉州迁安化资江之小淹陶家溪又名陶家湾，繁衍数十世，因兵燹谱牒亦毁无考，故以陶舜卿(1298—1346)为资江陶氏一世祖。以后，三世祖陶潮宗（1347——1416）迁江南阿丘，生四子：仕奇、仕良、仕端(又名陶民端，陶日新)、仕旻，家规整饬，以耕读为本，家业渐显，雄声乡邑。明永乐年初，四世祖陶民端从江南阿丘迁来鹞子尖山下竹林湾(古称牛田)，其子孙后代分布梅城前四乡、桃江、益阳、常德、广西、陕西、四川等地。鹞子尖为资江陶氏四世祖陶民端、五世祖陶琏(陶琏为陶民端第三子，1415—1472年，监授陕西西安知事，诰授朝议大夫)、六世祖陶廷弼(延弼为陶民端之孙，1453—1549年，号逊庵。正德四年擢升陕西汉中府同知，诰授奉政大夫，为陶澍最敬佩的一位先祖)、七世祖陶石城(又名陶钟，1481—1545年，官至河南修武县知县)、八世祖陶守豫(号定轩，1511—1577年，官至云南知事)、九世祖陶承贲（又名陶太华，1546—？，官至陕西镇安县知县)故里。 陶澍为陶潮宗第十一世孙，离开鹞子尖(鹞子尖山南与新化县圳上镇海南村接壤)就离开了家乡，为答谢送行的父老乡亲，据《资江陶氏八集族谱》记载，当年陶澍还作了二首诗相赠。原文如下：己卯四月十五日蒙恩简放川东兵备道乞假省墓，十月初一日抵里。旋由辰酉取道赴任，临行亲友饯送盈途，感赋二首： 之一 老辈相逢此故乡，虎贲何秖貌中郎； 离杯数酌长亭外，人影秋山闪夕阳。 之二 忆别家山十二秋，主恩暂许省松楸； 锦衣不比莱衣乐，莫枉群公笑沐猴。 陶澍之六世祖陶廷弼像

陶澍曾祖父陶文衡像

陶澍之父陶必铨像

碑右侧面为陶澍父亲陶必铨《鹞子尖茶引》一文。陶必铨（1755—1805）清代诗人，学者。字士升，号萸江。著有《易经抉微》、《春秋汇览》，主修清嘉庆《安化县志》，并有《萸江诗文存》等多种诗文集。陶必铨作的《鹞子尖茶引》，清同治《安化县志》全文录入，该文主要阐述了以下观点：

一、安化茶早为贡茶。《尚书·禹贡》是中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是战国时魏国的人士托名大禹的所撰，安化属九州中的荆州范围。“三邦底贡厥名”中“贡厥”：颜师古注《尚书·禹贡》说“贡”者，以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 陶必铨认为贡厥名中“名”为茗，陶澍在他的《试安化茶诗》中 “我闻虞夏时，三邦列荆境。包匦旅菁茅，厥贡名即茗”，其见解与父亲的茶引一致。 陶必铨提到了清康熙年重臣李光地(1642—1718年，福建安溪人，故称李安溪)，李光地认为安化茶为名茶。安化芙蓉贡茶又称“四保贡茶”，早在明代，就定“御芽22斤” (明嘉靖《安化县志》P26页)。 “康熙十七年(1678年)，御史蒋鸣龙疏请州县芽茶，该省汇齐，总差官解进。经礼部议云：旧列‘江南、浙江、江西、湖广(当时安化属湖广行省)、福建等五省芽茶，每岁采摘装封，钤印封固，俱限谷雨后十日起解，程途远近，各有限期，已经额定’(嘉庆九年宋思楷纂修安微省《六安直隶州志》三十二卷·卷之七)”。 清乾隆时，湘抚陈文恭公(陈宏谋)，又奏准章程备案，旋令安化岁输贡茶，由县转饬归化乡保甲，于芙蓉峰採摘雨前嫩尖，制成头贡细茶，年纳一百六十斤……(彭先泽·《安化黑茶》)。 二、湖北的通山、岳阳的君山及安化县为全国的产茶之乡。安化茶在当时就行销西北。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王穆纂编修的陕西省《城固县志》四册卷三“ 今年系赵商，明年即将引(茶引)卖与钱商。行茶先于甘宁茶院报明领引，每引一张，计茶二十封，每封五斤，至湖广长沙府安化县收买，从水路运至襄阳及陕西兴安州白河、紫阳验引放行，至汉中茶法厅，按引盘茶，由陆路驼至临巩等处……”。又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时任湖南巡抚陈宏谋就颁布《茶商章程》，明确指出“ 陕甘两省茶商须引采办官茶，每年不下数千百万斤，皆于安化县采办，以供官民之用” (清同治《安化县志》P646页)。“临巩”即明代甘肃的临洮、巩昌府地域，明初就设有茶马司专职市易， 垄断茶马互市。在明代，陶澍先祖就在这些地方任知府、同知、知县等官，无疑对安化茶进入西北市场产生了作用。在清乾隆年之前，晋、陕等省茶商就大量采办安化茶运到关中，再到蒙古、俄罗斯等地。 三、捐修维护茶亭功德无量。鹞子尖北坡古道边，专门置有义冢。《敇赠儒林郎翰林院编修萸江陶公墓表》中记载陶必铨常做这种好事。《鹞子尖茶引》中“ 夫樾可荫暍，救死良法也。然与其救之于已死，不若全之于方生”一句，其意是说置茶亭是解决行路人中暑的最好办法，捐修维护茶亭比建义冢更有意义。 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陶必铨陪着陶澍参加县学考试，陶澍得补邑诸生后，回家翻爬鹞子尖，正好遇上为鹞子尖茶亭送茶叶的陶清茂(1761—1836年)与陶龙魁(1790—1842)叔侄，陶清茂当即送上贺喜：“矮子上楼梯，步步高升……”。父子俩经过毛坪 (三世祖墓地)时，拜谒了先祖，陶必铨还为当地热心公益事业的鉴镜二公后代家，题了匾额“秀发五枝”(《资江陶氏八修族谱》)。 没过多久，陶澍与父陶必铨专程去邵阳隆回拜访魏源的祖父魏志顺再次经过鹞子尖。从这以后，再没记载陶必铨来过鹞子尖。据《例赠儒林郎翰林院编修显考萸江府君行述》中记载，《鹞子尖茶引》应为1791年陶必铨主修安化县城（梅城镇）南宝塔时，往返梅城与小淹途中，夜宿鹞子尖茶亭而作。 《资江陶氏族谱·例授承德郎显考陶公玉轩府君行述》中记载：1824年，安化梅城陶玉轩(1803—1880年，后迁桃江)、洞市竹林湾陶清茂等人代表家乡父老，去安徽拜见巡抚陶澍。陶澍委托陶清茂等人为鹞子尖茶亭捐修屋钱四千文，陶清茂将捐款数额又补刻于方形石碑上。

陶澍为鹞子尖茶亭题匾额与捐田契碑。

1836年农历9月9日，两江总督陶澍从江西阅伍后，事竣顺道回籍修祖墓，经江西萍乡水路，9月18日达醴陵，因渌江书院门上新贴对联“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②；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而结交布衣左宗棠 ③； 9月19日陶澍经宁乡巷子口达安化高明并夜宿司徒岭 ④报恩寺； 9月21日过鹞子尖，为茶亭捐田四契(三契田、一契土存新邑罗云衢；另一契七升田种是其父“乡贤公陶萸江老太封君”牌位香火钱，存陶龙魁家)并在其父牌位前题匾额“甘露亭”，同时为茶亭兼题匾额“路入青云”。

两江总督陶澍还在鹞子尖茶亭“乡贤公陶萸江老太封君”牌位前书写了对联“ 春禴秋尝 ，勿忘祖德；山辉川媚，亦爱吾庐”。民国年间修建竹林溪陶氏宗祠时，陶氏后人将这幅对联刻在祠堂门上保存至今。 “山辉川媚”是陶澍嘉庆壬戌会试的考题。那年四月二十一日陶澍参加殿试，本来列为一甲第二名，但因策内偶遗一字，句读未协，二十四日进呈时，降为二甲第十五名(引自《陶澍全集·嘉庆七年殿试志感》)。“爱吾庐”为陶澍父亲陶必铨书室名，其书籍都戳记“爱吾庐藏本”。(引自《陶澍全集·例赠儒林郎翰林院编修显考萸江府君行述》)。光绪《湖南通志卷182页》中记载 陶澍的父亲陶必铨“……性奇伟，刻苦自勤，家贫尝拾薪撷茗自给，而好学不倦……”。

《资江陶氏八修族谱》中陶必铨撰写的《大父之衡府君墓表》记叙“ ……大父陶文衡(1684—1733年)，性勤毖，暇则手结绳纲，或市茶江汉间，自言藉以习劳……”。 陶氏族谱又载，陶澍在嘉庆九年，从翰林院假归省墓，途经鹞子尖。并于这年四月返京。是年冬，他发起南方各省籍在京举人和名流，组织了“消寒诗社”（后改为“宣南诗社”）的文学小团体，进行诗酒酬唱，品茗吟咏。陶澍在一首咏安化茶诗中就写道：“ 我家茱萸江，乡物旧所积。虽无甘露兄，犹足清两腋。煮茗况家风，庭前馀雪白”。将家乡安化的茶比喻为“甘露”。 安化县境内山多田少，居民大半以种茶为生。陶澍就生长在这样一个以事茶兼教书谋生的家庭，因此对安化茶情有独钟，对亲人常怀感恩之心，对家乡常怀眷念之情。1836年9月21日，陶澍特将鹞子尖茶亭改名甘露亭。

【注释】： ①胡林翼(1812一1861)，又名胡文忠，号润芝，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汉族，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道光十年(1831年)，娶两江总督陶澍之女陶静娟。《资江陶氏族谱·陶公伯安司马传》记述：“ 曾公文正国藩，胡公文忠林翼，会同湖南巡抚奏开茶盐两厘局，则所称东征筹响者是也。当时，君叔少云观察(陶澍之子陶少云)，与君父芑庭公，适因淹市茶厘……。” ②“印心石在”，是指道光皇帝书写“印心石屋”一事。 道光乙未（1835年），陶澍进京，道光皇帝召见，问及家世情况。陶澍即言幼时随父萸江先生读书于印心石旁，道光亲书“印心石屋”四字赐之。陶澍以为荣，于山川胜地多处摹刻。陶澍是第一个将安化黑茶推向上层社会的，他写有《消寒第六会吴兰雪舍人、陈石士编修、朱兰友侍讲、谢向亭编修、胡墨庄侍御、钱衎石农部同集印心石屋试安化茶成诗四首》等关于安化茶方面的诗。 ③左宗棠(1812一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陶澍独子陶桄（1832—1898），号少云，左宗棠婿及门生。陶澍卒，陶桄尚幼，左宗棠赴安化小淹陶家设馆教授陶桄并协助料理陶家家事，陶桄遂受教于左宗棠，并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娶左宗棠长女左孝瑜。 后以道员分发四川补用，倡助湘军军饷赏戴花翎；筹办盐茶厘金以补东征军饷，赏二品顶戴，诰授通奉大夫，晋授资政大夫。 左宗棠在湖南安化小淹陶澍家馆教书八年(1840—1847年)。1842年，他在小淹陶澍家就看到”安化土货之通商者，棕、桐、梅、竹而外，惟茶叶行销最巨，每年收入，将及百万。一旦江湖道梗，则山西引商裹足不前宗棠在湖南安化小淹陶澍家馆教书八年(1840—1847年)。1842年，他在小淹陶澍家就看到” 安化土货之通商者，棕、桐、梅、竹而外，惟茶叶行销最巨，每年收入，将及百万。一旦江湖道梗，则山西引商裹足不前，此间顿失岁计，有地之家，不能交易以为生，待雇之人，不能通工以觅食。今年崇阳小警，引商到此稍迟，而此间已望之如岁矣。苟其一岁不来，此十数万人者，能忍饥以待乎?”(引自《左宗棠全集·书信》)。同治十三年左宗棠在《答潭文卿》的信中说：” 三十年前馆小淹陶文毅里第，即山、陕茶商聚积之所，当时曾留心考究，知安化夙称产茶，而小淹前后百余里所产为佳亦最多……山、陕商贩不能办真茶，即高价所采亦多是粗叶，亦搀有杂草，但得真茶七八分，即称上品。到新芽初出，如谷雨前摘者，即小淹亦难得。每斤黑茶，至贱亦非二三百文不可得也。近时海口畅销红茶，红茶不能搀草，又必新出嫩芽，始能踩成条索，其价实较行销西北之茶贵可数倍。此次湖茶之图畅销西北，盖以头茶、二茶，新嫩阳芽均销海口。而三茶及剪园茶无可销之路，不若仍作黑茶，可以获利也。除安化茶不计外，湖南北、江西之茶何可胜纪?如果黑茶销路通畅，即头、二番新茶亦必有改作黑茶者，即安化现作红茶出售者亦将渐改黑茶。”(《左宗棠全集·书信》)。以后左宗棠任陕甘总督，仿他的老师陶澍“盐引改盐票”做法，将“茶引改为茶票”同时三改甘肃茶法，并打破晋商独家经营，并在甘肃兰州增设湖南商号乾益升等开办南柜，谋求促进湖茶在西北的畅销，改善促进安化及两湖等产茶区人们的生活与经济的发展 (引自《试论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 ·段国正》。) ④司徒岭， 1836年9月19日，两江总督陶澍夜宿司徒岭报恩寺，并留诗一首： 乍入司徒岭，故乡欣在望。夜宿白云端，人立青鳌上；井里蔚桑麻，烟霞森列嶂。欲指印心庐，未到神已旺(《同治安化县志·卷十四·寺观》)。

本文作者王以戬在竹林溪村陶氏宗祠前留影

《品读鹞子尖》

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萧一山先生说：

“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

“喤引”，本意是指古代官员出行，前面的骑卒开路喝道，可引申为引导、带领。晚清清流派领袖人物张之洞、张佩纶常以品评人物为事，曾明确提出：

“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

并把陶澍比作晚清时期全国人才发生、发展的“源头”，就像黄河发源于昆仑山、长江发源于岷山一样；曾国藩则是以陶澍为“源”的各类人才中的一员。可见，陶澍和曾国藩的关系，前人早有定论。

曾国藩

曾国藩，原名子诚，字伯涵，号涤生，湘乡县人。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小陶澍32岁。道光十六年(1836），曾国藩两次科考失败，深感自愧：

“韶华弹指总悠悠，我到人间廿五秋。

自愧望洋迷学海，更无清福住槽邱。”

“匣里龙泉吟不住，问子何日斫蛟鼍。”

但他并不服输，特意转道金陵，向乡人陶澍请教学问与求仕之道。因门客李子木自作主张，为陶澍挡驾，三年后，陶澍病逝，故终其一生，曾国藩未能与陶澍见面。但是，陶澍对曾国藩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第一，陶澍对曾国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道光时期，陶澍不仅是“湘系经世派”的领军武人物，湖南文人士子和官僚均以陶澍马首是瞻，而且是最被仰慕钦羡的人物。曾国藩积极追求仕进、信奉理学经世，以陶澍为表率。他专程拜访陶澍的目的虽未实现，但其仰慕陶澍之情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曾国藩曾经认真学习陶澍的著作。在曾国藩的日记中，多次记录了阅读《陶文毅公全集》的情况，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十七日记：

“阅《陶文毅公全集》，至晡时，甚倦，即睡。”

十八日又记：

“早起，仍阅《陶文毅公全集》。”

“晡”，指申时，即下午三点至五点，又泛指傍晚。这里是说曾国藩从下午开始看《陶文毅公全集》，一直到睡觉，第二天早起，又继续阅读《陶文毅公全集》。

最后，陶澍对曾国藩的间接影响。曾国藩成长的关键时刻，得到过三个人的特别帮助。

一是曾国藩赴京应考，得到了贺长龄的资助。

二是曾国藩在北京期间，师从唐鉴，从而学问见识俱进。

三是赴四川途中重病，得到李星沅的多方帮助。

贺、唐、李三人都与陶澍关系十分密切，曾国藩从贺、唐、李三人间接受到陶澍的影响，当是不言而喻的。曾国藩组建湘军，得力于左宗棠、胡林翼，曾、左、胡并称“湘军三巨头”。左宗棠与陶澍为儿女亲家，胡林翼为陶澍女婿。通过左、胡二人，曾国藩受到陶澍的影响更加深刻、更加广泛。

第二，曾国藩是陶澍经世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陶澍经世思想对曾国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陶澍对理学经世的倡导。

陶澍一方面认为理学为做学问的根本；另一方面又反对空谈，主张把经世之学引入理学，强调经世实践。曾国藩自幼不尚空谈，始终关注社会实际问题，把理学和经世之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明确提出：

“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

曾国藩把经济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突出其地位。强调学习经史，钻研学问，要面对现实，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他认为义理是经世之学、经世之术：

“古之君子所以尽其心，养其性，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秉乎礼。”

主张以礼治国、以经治国。为此，他曾对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币、兵法、刑律、河渠等14个有关国计民生的大政，仔细考察，提出方略，以图富国济民。

二是陶澍主张吸纳、包容各派学说，主张摒弃门户之见，吸纳各派之长。

曾国藩同样反对门户之见，主张全面学习各家学说。在京师时：

“从太常寺卿唐公鉴井受义理学，疾门户家言，汉、宋不相通晓，亦宗尚考据，治古文辞。与蒙古倭仁公、六安吴公廷栋、师宗何公桂珍、汉阳刘公传莹、仁和邵公懿辰数辈友善，更相砻砥，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称重于京师。”

在陶澍等人的影响下，成了一代鸿儒。

三是陶澍重视经学和史地等经世实学。

曾国藩也非常重视经学，认为“六经义精词约”，必须认真研究、潜心玩味，才能领其旨趣，提出要熟读《诗经》《左传》《春秋》等经书。同时主张经书和史学要相互为用，“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事，别无学也”。他每天读史10页，对史书十分推崇，曰记中常有记载。他还涉猎天文、历法、农学、舆地、数学等专门学问，并能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

第三，曾国藩是陶澍改革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陶澍的改革，对曾国藩有很大的影响。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两淮盐法混乱，严重地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曾国藩提出：

“淮北盐务，自前督臣陶澍改行票盐，意美法良，商民称里，果能率由旧章行之，百年不敝。”

主张“招集新旧票贩，照常请票运盐，完纳现课，出湖销售”。

但是，曾国藩改革的最大成就，主要体现在军事方面。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长期养尊处优，沉湎享受，已经腐败，没有了战斗力，故而提出“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的改革纲领，另建湘军。

一是改“世兵制”为“募兵制”；

二是改“兵为国有”为“兵为将有”；

三是改“朝廷任命”为“官职私授”；

四是改“国库发饷”为“军饷自筹”；

五是改“冷兵器”为“冷热兵器并用”；

六是改革营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

七是创建水师，一船设一专官；

八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

前四项形成军权、政权、经济权合三为一，权力全部落在统兵大员手中，后四项则开始和近代军事体制接轨，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军制，开中国军事近代化之先河。

陶澍和曾国藩改革的重点有所不同，是由当时的时代决定的。道光年间，清王朝从康乾盛世的顶峰急剧地跌落，故陶澍大力推行除弊立新的改革。

咸同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侵入中国，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几乎占领了东南半壁江山，故曾国藩的改革，着重在军事领域。

陶澍的改革是在清王朝没落的时候，打了一剂强心针，帮助清王朝渡过财政经济的难关；

曾国藩的改革则是在清王朝崩溃的时刻，打了又一剂强心针，帮助清王朝暂时避开了灭亡的命运。

可见，他们的改革主观上都是为了挽救封建王朝，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军事改革，敲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丧钟。

第四，曾国藩是陶澍吏治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陶澍非常注重吏治，而且还有比较系统完备的吏治理论。曾国藩则以陶澍为榜样，从严要求自己，终成一代贤臣。

一是正视封建官场弊病，大力整顿吏治。曾国藩在京官任上就批评了官场的弊病：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

他认为吏治的腐败，必然导致社会不安。因此，他在揭露官场弊病的同时，雷厉风行地整饬吏治，强调吏治清明。

二是重视士风民俗。曾国藩十分重视社会风俗，对当时世风日下提出了批评，尤其对士风的败坏深感痛心。主张移风易俗，建设良好的社会风俗。他认为官吏、士子在移风易俗中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他说：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他热切地希望官吏、绅士能以自己的言行，“化一方之莠民”，以伸正气。

三是强调以身率属。陶澍为官，做到了“勇、勤、廉、善”四个字。曾国藩则提出了“廉、谦、劳”三个字，标榜“不要钱、不怕死”，强调以自己的表率作用，以求清正廉明之吏治。

四是发挥幕僚的作用。陶澍延请有“经世之志”的人才入幕，并在他们的参赞下，对盐、漕、河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陶幕也成为晚清幕府的先声。曾国藩更是网罗各类人才，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幕府集团。容闳说：

“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

除军政人才外，

“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人才精华汇集于此”。

曾国藩事业的成功，幕府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五，曾国藩是陶澍人才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陶澍非常重视人才，可以说，湖南人才的兴起，是从陶澍开始的。

曾国藩非常重视人才，他说：

“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即广泛收罗人才，善于使用人才，积极培养人才，严格管理人才。

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国藩被任命为武会试正总裁，他在闺中作诗说：

“禁闺莲漏己宵深，凉月窥人肯一临。

此地频来从案牍，吾生何日得山林。

貔貅雾隐三更漏，河汉天高万籁沉。

火冷灯青无个事，可怜闲杀爱才心。”

夜己深，霜满地，仍在青灯下批阅试卷，为国选才。薛福成曾评价说：

“（曾国藩）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门，自文梓楩楠以至竹头木屑之属无不储。其成之也，始之以规矩绳墨，继之以斧斤锥凿，终之以磋磨文饰。其用之也，则楹栋榱棁、椳闑扂楔，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去。斯所以能回乾轴而变风气也。”

正因为曾国藩善于发现、使用、培育人才，当才大批人才才团结在曾国藩的周围，为其所用，曾国藩的功业也才能成功。

综上所述，陶澍对曾国藩的影响是深刻的、多方面的。萧一山说：

“中兴人才之盛，多萃于湖南者，则由于陶澍种其因，而印心石乃策源地也。”

如果“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物不能蔚起”。“印心石屋”为道光帝给陶澍的题字，是陶澍早年读书之所；“蔚起”乃指人才荟萃、聚集，《汉书·叙传下》：

“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

陶澍是近代湖南人才的宗主，曾国藩是其培养和影响下的杰出人才之一。

END

本文摘自《陶澍师友录》

作者陶用舒，岳麓书社出版

《陶澍师友录》

作者：陶用舒

定 价：￥58.00

再现一代名臣陶澍的“朋友圈”，展现“晚清人才第一人”的交友之道。

本书介绍陶澍的人际关系，作者陶用舒教授钩沉索隐，将陶澍一生中有交际且有诗文记载的500余位朋友汇为一编，分类介绍各种“朋友圈”，展示了一代名臣陶澍的交谊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