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艺术

甘肃地区（十六国五凉），由敦煌莫高窟到永靖炳灵寺，再南到天水麦积崖。其早期造像、壁画的题材与风格，完全是相同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439）统一河西以后，僧侣与信徒们许多人东迁平城。云冈早期的第十六至第二十窟，以及第七、八窟，造像的题材和风格，与河西、天水等地区早期造像的风格是相同的。这充分说明了石窟艺术是沿着由西而东的路线发展的。

北魏太和年中（486－499），鲜卑统治集团为了加速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过程，加强镇压中原人民，实行了汉化政策。反映到石窟艺术上，以云冈、龙门为中心，无论何种形象，都采取了汉族形式的衣饰。由北魏首都平城、洛阳向外发展，西至秦陇、河西各石窟，南至巴蜀，东北至营州（义县万佛堂），东南至青、徐（云门山与驼山）都受到了影响。这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大变化。根据这样的发展道路，全国最大的石窟群，如莫高窟、麦积崖、炳灵寺、寺沟等石窟北朝中期后的造像，完全可以说受到云冈、龙门造像的影响。北朝末期，四川广元千佛崖第七十二窟的佛、菩萨等造像，与甘肃天水麦积崖中晚期的造像风格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可以说，四川地区早期的石窟造像是受到麦积崖、炳灵寺石窟造像影响的。

隋唐时代，虽然生产关系有某些改进，生产力有相当的提高，但最高统治者依然提倡佛教，借以愚惑人民。佛教是当时各阶级人物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东西两京是全国的佛教中心。大寺院，如西京的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弘福寺，东京的福先寺等，都设有翻经院。而两京的大寺院，又都有当时著名画家所画的各种经变图。张彦远、段成式等人的著作，不仅记录了许多寺院壁画的题材，而且还记录了这些壁画风格上如何优美。这样就便于把这种艺术风格推广到全国各地。莫高窟中唐代各期所画的壁画，尤其初、盛唐时期的壁画，虽不能与文献中所记两京寺院的壁画相媲美，但可以肯定地说，许多画风是与画史所记各大家的风格相一致的。

五代和宋朝以来，石窟艺术再不像以前那样发达了，开凿的石窟也比较少，因而渐趋衰落了。不过像大足龙岗山、佛湾的造像，如《父母恩重经》的浮雕，却更接近人间气息，这是以前各代石窟造像所不能比拟的。

神性与人性融合

石窟中佛教造像要遵从教义的规范，使形象与人间保持距离，具有一定的神性。诸如"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种随形好"，使人望而起敬，但又不能冷若冰霜，需有人间气息才觉得可亲可信，介于人神之间最有魅力。"神"气太足使人觉得可敬不可亲，难以引起共鸣。"人"间气太浓，又会冲淡佛教的严肃性，使人一望便觉得似曾相识，无遐想的余地。南北朝及唐代大多数成功之作，恰在神与人之间，所以颇具魅力。如龙门奉先寺，凿建于唐高宗时代，是龙门石窟造像中规模最大，整体设计最为严密，艺术水平最高的一处造像。主尊为坐式，头高4米，

耳长1.9米，波状发髻，面圆润丰满，眉高而长，形如初月，目广长有神，目光凝视前下方，鼻直宽厚与广额通连，口角微含笑意，显示出内心的宁静、胸怀博大而充满自信，给人以慈祥、亲切、崇高、稳重之感。表情含蓄、神秘莫测，似笑非笑，严肃中流露着慈祥，慈祥中又包含着威严，可亲而不可近，有神圣不侵犯的威势。既有男性的阳刚之气，又有女性的温柔之美。这是一尊具有佛的神秘性与人世间最高主宰的无尚权威性的集合体，是神性与人性完美结合的典范。

环境与心境结合

石窟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环境的艺术。环境可为石窟造像提供合适的场所，烘托造像的艺术效果。石窟环境几乎无例外地都选择在远离闹市的山清水秀之处，环境本身就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与佛教绝情洗欲，向往彼岸佛国净土的主张相合拍。如敦煌莫高窟，在茫茫沙漠之中，鸣沙山下一湾溪水环绕，树木繁茂，绿草如茵，沿山开窟造像，佛国净土的幽静美丽，会给千里跋涉越过荒漠前来朝圣的信徒们以强烈的感受，好像他们真的来到另一世界。

石窟位置的选择，也会给礼佛者造成感情震动。如龙门奉先寺、宾阳中洞，凿建在龙门西山南部山腰，朝拜者需要走一段山路，到山下还须沿山坡小路攀登，才能见到造像，路途的艰辛，会加重礼佛者的虔诚，更充分地酝酿感情。想急切朝拜佛像而不能立即见面，经过跋涉攀登，造像突然出现在面前，灵魂一下子就会被征服。

石窟形制与造像的结合，也会造成一种气势，给礼佛者以感染。如云冈18窟，窟室模拟平面椭圆形空窿顶的草庐形式，洞进深很小，立像高十几米，气势雄伟。礼佛者进洞只能仰视，身后无退身余地，这样就造成主尊特别高大，自己特别矮小的效果，佛的威严神秘自然会更加突出。

佛门等级与造像

佛国世界等级森严，以佛为中心。佛教义宣传的是众生平等，但在佛教艺术形象的处理上却采取不平等的形式。佛居于中心地位，形体格外高大突出。菩萨、弟子、天王、力士等等，按等级逐渐低矮，侍立两旁， 如众星托月。

佛，佛陀的略称，按佛教教义为觉，是佛门修行的最高果位，按八十种随形好的规定，佛，人无能见顶，故佛头顶长出一个高高的"内髻"，面带慈祥之气。"刚强之人见则调伏，恐怖者见即安稳"，故佛又有威慑之气。"鼻高圆直而孔不现"，故佛像鼻梁与额直通，显得智慧广大，把仅仅用于呼吸的鼻子与思维部位连在一起，成为智慧的一部分，鼻孔不现，既体现佛教教义，又保持了形体的完美。佛大多为坐式，连底座呈金字塔形。菩提是助佛弘扬佛法的得力助手，其修行程度仅次于佛，其形象在形体上低于佛而高于其他。五官较佛略小，面容较少威严之气而多含微笑，姿态也不像佛那样正襟危坐或傲然挺立，体态动势多婀娜之势，富亲切感。弟子是比菩萨还为低一等的弘扬佛法者，最常见的是迦叶阿难，一老一少。在个头上比菩萨再矮一等，其形象多带人情味。迦叶饱经风霜，皈依佛门，

形象虔诚、朴实、自然；阿难年轻聪敏、英俊，巧于应变。按佛教教义，就佛而受教育者称为弟子，故弟子对佛教已有透彻理解，因此，其形象既带有常人气质又与凡人不同。天王、力士再矮一等，性格多暴怒，精神气质与佛、菩萨、弟子的安静、平稳形成对比，反衬佛的慈祥和伟大。

装彩与眼神

石窟造像最初都是装彩的，花花绿绿，效果强烈。以颜色区别等级，造成不同的感觉。石窟雕像的目光都比较固定，凝视一个方向，这与希腊雕刻目光大都分散游离，避免死盯一处的情况恰成对比。这是由于雕像的用途不同所致。希腊雕刻大多摆在露天公共场所，它要与四面八方来的观众"对话"，故目光不能死盯一处。而石窟雕像被限定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无须与更多的观众"交谈"，其交谈对象就是前来礼佛者，轮流接待。要使对方感到亲切，表示愿意与之交谈，故目光不能分散，要集中在礼佛者下跪的地方，好像他在专心倾听对方的诉说。

象征性与处理

佛教艺术是一种象征艺术。象征当然需要一种可视形象，但其更深层的含意并不能从形象本身直观地看出，而是需要就形象所暗示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意义方面去领悟。

佛教形象意在引起崇奉者的崇高感，从而轻视自身，向往佛国世界。崇高是伟大心声的回响，是对被崇拜者的尊敬、迷信。因此，佛教形象与生活原形明显有别，"无能见顶"是象征。

石窟艺术敦煌莫高窟

公元111年，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敦煌就此成为佛教和佛教艺术自西域东传的第一站。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个朝代，敦煌以其原有深厚的汉文化基础，融入西域传入的佛教和佛教艺术，造就了辉煌的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石窟艺术乃指由建筑、雕塑及壁画三者紧密结合而成的综合艺术。

莫高窟（Dunhuang Caves）俗称千佛洞，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东方卢浮宫”，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近代发现的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石窟艺术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是我国最大的石窟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依山而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造像5万1千余尊，代表了公元5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石窟艺术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是中国著名的三大石刻艺术宝库之一，位于河南省洛阳南郊12公里处的伊河两岸。经过自北魏至北宋400余年的开凿，至今仍存有窟龛2100多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3600余品，多在伊水西岸。数量之多位于中国各大石窟之首。其中“龙门二十品”是书法魏碑精华，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所书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初唐楷书艺术的典范。

石窟艺术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其它三窟为：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闻名世界的艺术宝库。 　麦积山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约35公里处，是我国秦岭山脉西端小陇山中的一座奇峰，海拔1742米，但山高离地面只有142米，山的形状奇特，孤峰突起，犹如麦垛，因此人们称之为麦积山。

石窟艺术天梯山石窟

天梯山石窟史称凉州石窟，窟前有寺庙，当地人俗称大佛寺，又名广善寺，位于武威城南五十公里天梯山崖体的中部，是我国早期的石窟之一。天梯山山峰巍峨，陡峭峻拔，高入云霄，山有石阶，拾级而上，道路崎岖，形如悬梯，故称天梯山。山巅常年积雪，俗称“天梯积雪”，为凉州八景之一。石窟中大佛依山而坐，脚下碧波荡漾，薄云缠绕其身，构成了一幅山、水、佛、云浑然一体的壮观奇景，是凉州颇负盛名的旅游胜地。2100433B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始是由古印度传来的。从今天遗存的窟群来看，新疆拜城克孜尔的窟群、库车的库木土拉、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等窟群，是把佛本生故事变相，画在窟顶的菱形方格内，四周则画出所供养的佛、菩萨等像。敦煌的莫高窟，根据现存最早的窟，如第二百七十五窟的窟形，是在汉民族形式居室建筑的基础上，创造了纵长盉顶式，与新疆早期石窟的形制大致相同。两壁横幅画出汉画像石式的本生故事画；在题材上，与新疆石窟的壁画大致相同。这种早期作品，还保存在新疆地方（古代西域）。

石窟艺术与佛教是十分密切的。石窟艺术是为当时信佛的人们服务的。因信仰佛教的各阶级、各阶层人物不同，他们所属的佛教宗派也不一样，因而在造像与壁画的题材上，也要根据自己那一宗派的经典造像。所以石窟艺术的发展，因时间、地点的不同，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如新疆石窟，除唐代或以后汉人所开的窟画出一些大乘经变以外，其余早期开凿的各窟，全看不到反映大乘经中的故事造像。这些石窟群中，遗存到今天的雕像，主要是释迦和菩萨等单独的形象，其次则多是佛本生、佛本行（即如何苦行、忍辱、寻求解脱）等故事画像。这些画像多数是根据《声闻藏》各经创造出的，与外国商人竺婆勒子竺法度学小乘教唯礼释迦的记载相同，与法显、玄奘等人所记天山南簏各国信仰小乘教的记录也完全吻合。

隋唐时期的佛教，继承了南北朝后期所发展起来的寺院经济。为了保护寺院的财产，他们建立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封建宗法制和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于是就形成了宗派。这些宗派，在南北朝大乘学的影响下，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规范制度和传法世袭。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是创造了更多的大乘经变，而这些经变出现的早晚，则体现了唐代各宗派形成的先后。

玉门关以东，在玄学的“贵无派”、“玄冥”、“独化”学说的影响下，玄学化的大乘“般若”学，也发展了起来。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早期的多是根据《法华经》、《维摩诘经》、《弥勒下生经》、《佛说阿弥陀经》进行创造的。这些经，一种是不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其最高境界是“空”。一切以精神本体为最真实，因此在他们看来，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争胜负，就没有必要。一种是在现实社会中，既然没有办法，也得不到什么，那么在这个社会中去争什么也就没有必要了。在此类教义的指导下创造出了《法华经》中《宝塔品》的“释迦”、“多宝”佛说法像，《维摩诘经》中《问疾品》的“维摩”、“文殊”论道像，西方极乐世界中的“阿弥陀佛”像，以及两大菩萨——“观世音”、“大势至”像，等等。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它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它所创造的像、菩萨、罗汉、护法，以及佛本行、佛本生的各种故事形象，都是通过具体人的生活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因而它不能割断与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联系，它不像其他艺术那样直接地反映社会生活，但它却曲折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这应该是石窟艺术的一个特点。

在我国石窟中的各样佛本生、佛本行和大乘经变，以及各石窟的供养人像等，都是依据现实中人的生活而创造的，舍此，无法凭空虚构。例如，龙门宾阳洞美国人盗去的《帝后礼佛图》浮雕，莫高窟第一百五十六窟的《张议潮出行图》，第一百窟的《曹仪金出行图》，第六十一窟的于阗国王像和曹氏家族的人像，都是反映了当时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豪华生活和剥削人民的生活画面。巩县第五窟大幅的供养人群中较小型的供养人像，都勾勒出了官僚地主阶级人物的真实面貌。大足宝顶大佛湾中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它逼真的反映了地主阶级的生活景象。而克孜尔、库木土拉、柏孜克里克等窟内的供养人像，所反映的又是新疆古代少数民族的贵族、武士的形象。莫高窟中各时期“弥勒变”中的《一种七收图》，第二百三十二窟内“三宝感通变相“中的《纤夫图》，第六十窟内《五台山图》中的行旅与旅店中的人物各种劳作图，则又描绘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劳动形象。通过这些造像，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中世纪中国各阶级人物的生活面貌，为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根据对石窟的调查，释、道、儒三教的结合，大约在北宋时期。这种情况也反映到石窟艺术上，重庆大足石门山，除佛教造像外，还创造了释、道、儒联合造像和单独的道教造像。密宗在四川地区的继续宣传促进了造像艺术的发展，这一事实，文献中虽很少见，但却充分地反映在大足龙岗山与宝顶的造像中，这又给佛教史提供了新资料。由于元代中原地区流行着喇嘛教，因而杭州西湖沿岸也开凿了很多喇嘛教的造像。

石窟佛教建筑

从北魏(386—534)至隋(581—618)唐(618—907)，是凿窟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在唐朝时期修筑了许多大石窟，唐代以后逐渐减少。这个时期，黄河流域是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

石窟宗教文化

石窟艺术是一种宗教文化，取材于佛教故事，兴于魏晋，盛于隋唐。它吸收了印度健陀罗艺术精华，融汇了中国绘画和雕塑的传统技法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汉化过程，是研究中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

我国现存的主要石窟群均为魏唐之间或宋朝前期作品，其中以石刻负盛名的是大同云冈、洛阳龙门、天水麦积山和重庆大足四大石窟。

石窟佛教艺术

石窟艺术与佛教是十分密切的。石窟艺术是为当时信佛的人们服务的。因信仰佛教的各阶级、各阶层人物不同，他们所属的佛教宗派也不一样，因而在造像与壁画的题材上，也要根据自己那一宗派的经典造像。所以石窟艺术的发展，因时间、地点的不同，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如新疆石窟，除唐代或以后汉人所开的窟画出一些大乘经变以外，其余早期开凿的各窟，全看不到反映大乘经中的故事造像。这些石窟群中，遗存到今天的雕像，主要是释迦和菩萨等单独的形象，其次则多是佛本生、佛本行（即如何苦行、忍辱、寻求解脱）等故事画像。这些画像多数是根据《声闻藏》各经创造出的，与外国商人竺婆勒子竺法度学小乘教唯礼释迦的记载相同，与法显、玄奘等人所记天山南麓各国信仰小乘教的记录也完全吻合。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它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它所创造的像、菩萨、罗汉、护法，以及佛本行、佛本生的各种故事形象，都是通过具体人的生活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因而它不能割断与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联系，它不像其他艺术那样直接地反映社会生活，但它却曲折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这应该是石窟艺术的一个特点。

石窟龙门石窟

简介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区南面12公里处，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伊水缓缓北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自古以来，为游龙门的第一景观。

历史

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3年）前后，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现存窟龛2345个，题记和碑刻2680余品，佛塔70余座，全山造像11万余尊。 其中最大的佛像卢舍那大佛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这些都体现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极高的艺术造诣。

到了隋朝，隋炀帝杨广曾登上洛阳北面的邙山，远远望见了洛阳南面的伊阙，就对他的侍从们说，这不是真龙天子的门户吗？古人为什么不在这里建都？一位大臣献媚地答道，古人非不知，只是在等陛下您呢。隋炀帝听后龙颜大悦，就在洛阳建起了隋朝的东都城，把皇宫的正门正对伊阙，从此，伊阙便被人们的习惯的称为龙门了。

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长宽各30余米。据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在位时期，于公元675年建成。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石窟正中卢舍那佛坐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身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1.9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实在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杰作。据佛经说，卢舍那意即光明遍照。这尊佛像，丰颐秀目，嘴角微翘，呈微笑状，头部稍低，略作俯视态，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令人敬而不惧。有人评论说，在塑造这尊佛像时，把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感情、开阔的胸怀和典雅的外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她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卢舍那佛像两边还有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形态温顺虔诚，二菩萨和善开朗。天王手托宝塔，显得魁梧刚劲。而力士像更加动人，只见他右手叉腰，左手合十，威武雄壮，栩栩如生。

石窟莫高窟

简介

莫高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

历史

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

价值

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但在近代，莫高窟受到骗取、盗窃，文物大量流失，其宝藏遭到严重破坏。1961年，莫高窟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

石窟云冈石窟

简介

石窟依山而凿，　云冈石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云冈石窟，有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历史

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公元460年，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现存的云岗石窟群，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结构

整个石窟分为东、中、西三部分，石窟内的佛龛，像蜂窝密布，大、中、小窟疏密有致地嵌贴在云冈半腰。东部的石窟多以造塔为主，故又称塔洞；中部石窟每个都分前后两室，主佛居中，洞壁及洞顶布满浮雕；西部石窟以中小窟和补刻的小龛为最多，修建的时代略晚，大多是北魏迁都洛阳后的作品。整座石窟气魄宏大，外观庄严，雕工细腻，主题突出。

石窟雕塑

石窟雕塑的各种宗教人物形象神态各异。在雕造技法上，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秦汉时期艺术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犍陀罗艺术的有益成分，创建出云冈独特的艺术风格，对研究雕刻、建筑、音乐、宗教都是极为珍贵的宝贵资料。

东西绵延约一公里，共有大小石窟53个，佛雕51000多尊，是我国最大的石窟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

石窟麦积山石窟

简介

麦积山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约45公里处，是我国秦岭山脉西端小陇山中的一座奇峰，山高只142米，但山的形状奇特，孤峰崛起，犹如麦垛，人们便称之为麦积山。山峰的西南面为悬崖峭壁，石窟就开凿在峭壁上，有的距山基二三十米，有的达七八十米。在如此陡峻的悬崖上开凿成百上千的洞窟和佛像，在我国的石窟中是罕见的。周围山奇林郁，溪石联映，风景优美，有小江南之称，素有“秦地林泉之冠”之美誉。

得名原因

“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岗峦，麦积处其半，崛起一块石，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农家积麦之状，故有此名”。

自然景色

麦积山周围风景秀丽，山峦上密布着翠柏苍松，野花茂草。攀上山顶，极目远望，四面全是郁郁葱葱的青山，只见千山万壑，重峦叠嶂，青松似海，云雾阵阵，远景近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景，这图景被称为天水八景之首的“麦积烟雨”。在我国的著名石窟中，自然景色以麦积山为最佳。

历史

麦积山石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自公元384年，后来经过十多个朝代的不断开凿、重修，遂成为我国著名的大型石窟之一，也是闻名世界的艺术宝库。麦积山石质皆为紫褐色之水成岩，其山势陡然起独峰，最初有许多天然之岩洞。它的海拔1742米，山顶距地面142米，现存洞窟194个，其中有从4世纪到19世纪以来的历代泥塑、石雕7200余件，壁画1300多平方米。由于麦积山山体为第三纪沙砾岩，石质结构松散，不易精雕细镂，故以精美的泥塑著称于世，绝大部分泥塑彩妆。被雕塑家刘开渠誉为“东方雕塑陈列馆”。它的开凿年代，大部分学者认为始于后秦，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不断地开凿和修缮，现存造像中以北朝造像原作居多。麦积山石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洞窟所处位置极其惊险，大都开凿在悬崖峭壁之上，洞窟之间全靠架设在崖面上的凌空栈道通达。游人攀登上这些蜿蜒曲折的凌空栈道，不禁惊心动魄。古人曾称赞这些工程：“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龛千窟。碎自人力，疑是神功。”附近群众中还流传着“砍完南山柴，修起麦积崖”，“先有万丈柴，后有麦积崖”的谚语。可见当时开凿洞窟，修建栈道工程之艰巨、宏大。

石窟艺术

麦积山石窟艺术，以其精美的泥塑艺术闻名中外。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誉麦积山为“陈列塑像的大展览馆”。如果说敦煌是一个大壁画馆的话，那么，麦积山则是一座大雕塑馆。这里的雕像，大的高达15米多，小的仅20多厘米，体现了千余年来各个时代塑像的特点，系统地反映了我国泥塑艺术发展和演变过程。这里的泥塑大致可以分为突出墙面的高浮塑，完全离开墙面的圆塑，粘贴在墙面上的模制影塑和壁塑四类。其中数以千计的与真人大小相仿的圆塑，极富生活情趣，被视为珍品。

麦积山的塑像有两大明显的特点：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世俗化的趋向。除早期作品外，从北魏塑像开始，差不多所有的佛像都是俯首下视的体态，都有和蔼可亲的面容，虽是天堂的神，却象世俗的人，成为人们美好愿望的化身。从塑像的体形和服饰看，也逐渐在摆脱外来艺术的影响，体现出汉民族的特点来。

麦积山的洞窟很多修成别具一格的“崖阁”。在东崖泥塑大佛头上15米高处的七佛阁，是我国典型的汉式崖阁建筑，建在离地面50米以上的峭壁上，开凿于公元6世纪中叶。麦积山石窟虽以泥塑为主，但也有一定数量的石雕和壁画。麦积山石窟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架和修复了1300多米的凌空栈道，使游人能顺利登临所有洞窟。麦积山石窟的造像最高大者达16米，最小者仅为10余厘米。其中第44窟造像被日本人称为“东方的维纳斯”。西秦的78窟 、128窟的造像的僧衣细致地绘出了图案。建于七十余米高的的七佛阁上塑像俊秀，过道顶上残存的壁画精美绝伦，其中西端顶部的车马行人图，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车马所走方向均不相同，堪称国内壁画构图之经典之作。

石窟大象山石窟

甘谷大象山石窟位于天水市甘谷县城郊约三公里。山体正看如旗，横看如龙，因为山中悬崖间峭壁上有大洞窟一个，洞内有一石胎泥塑大佛而得名。在甘谷县八景中称之为“悬崖大像”。

甘谷大佛石窟造象可远溯至北魏，具体年代已经无从稽考。现存释迦牟尼大佛像始凿于北魏，一直到盛唐才趋完美。大佛石胎泥塑，身高23.3米，腰阔10.4米，结跏跌坐于莲座之上，高大魁梧，温顺善良，坐于30.2米高、窟顶呈圆拱形的石窟内，颐面丰满，肉髻高突，两耳下垂，颈短并饰三道弦纹，短须作蝌蚪状，施拔济众生印，足踩丰莲。窟内还残存悬塑达摩、频伽、飞天、卷云、莲叶等，栩栩如生。

大象山横岭之上楼阁鳞次，祠宇相望。自山脚攀登而上，经韦陀殿，再穿越飞栈阁道直上至最高处三圣殿，上有石刻：“白云封处”。山上楼阁殿宇建筑，依山就势、密布山岭，层层楼阁，座座殿院、逐台登高。计有土地庙、墨翟殿、伏羲殿、接引佛殿、文昌阁、鲁班殿、财神殿、无量殿、韦陀殿等。相传鲁班殿为大象山建筑全部竣工后用所剩零块木料拼凑为梁架而建造，殿宇结构奇巧，玲珑剔透，独具匠心，充分显示了精湛的建筑技艺。窟龛以大像窟为中心向左右罗列，西侧紧倚飞云岩，有七窟，东侧攘连松花崖，有十四窟，大佛洞窟两旁依山势建有长长的走廊将窟龛相连。这些窟龛大部分平面近方形，正壁开大圆拱龛，设高坛基，并有僧人修行的禅窟，此为大象山窟龛的特殊之处。

大象山是历代文人墨客前往览胜，赋词作诗赞颂之地。每年农历四月八日有庙会，游人络绎不绝，热闹不凡。登山屹窟北望，渭水烟波东泻，铁路、公路横贯渭川、通济渠水畅流，渭北山丘莽莽，景象秀丽壮观。

大象山自从以大佛闻世更名后，世人一直沿称大像山。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深入研究了佛的出生、历史、典故后，根据释迦牟尼“乘象入胎”的传说，认为起名大象山更为确切。虽仅一字之差，且同音，但意义深远。从此大像山景正式命名为大象山了。

2001年06月25日，大象山石窟作为北朝至唐时期文物，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石窟大足石窟

大足是石刻之乡，全县有40多处石刻，造像达5万多个。其中最著名、规模最大的有两处，一处叫宝顶山，一处叫北山。这两处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晚唐以后窟艺术的代表作。

北山的石刻造像近万。主要的造像集中在长约1里、形如新月、名为佛湾的地段上。这里的石刻群开凿于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历经五代、两宋，前后经营了达250年。这些石刻像的特点是刻工精细，形象生动，其中最精彩的是几座观音、文殊和普贤的造像。

四川大足县佛教石窟群，创建于唐末至南宋间，民国三十四年由杨家骆等人发现，石窟计分七个区域，以龙冈区和宝顶区最重要。龙冈一称北山，位于大足县城北二．五公里处，由佛弯等五段组成，造像二九○龛，内碑二、摩崖四、图一、石经一、经幢四、立体造像三六六四躯。唐乾宁二年(西元八九五年)昌州刺史韦君靖建永昌寨时，首次雕造佛像，附见题记中，有乾宁、永平、乾德、广政、绍兴、乾道、大观、淳熙、元祐、嘉泰等年号。石窟中以一二五龛、一三六龛、一八○龛、二四五等龛内佛菩萨像，妙相庄严、刀笔细致、花饰繁丽、最为可观。宝顶摩崖在大足县城东北十七公里处，大佛弯与小佛弯中，明确可数的佛像达二五五一躯，连同残毁者在万数以上。大佛弯崖壁高约十五公尺，长二八○公尺，为南宋米粮里孝子赵智凤一手经营而成，规模宏大，结构严密，系统完整。全区窟号三十一，以佛诞生及涅盘圣迹为中心，左岩由千手千眼观音至十力菩萨，右岩由孔雀明王至柳本尊行化图，左右二壁相对呈一狭谷，有水自佛诞生处，龙口吐出，即大足川之导源处。三十一窟中地狱变相、牧牛图等，禅义深远，风格独特，表现生活气息，是现存石窟之仅有者。

历史上，从官方到民间、从文献到口传，都无“大足石刻”这一称谓。此名称是1945年著名历史学家杨家骆先生率团考察大足石刻后所定，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并沿用至今。1999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也沿用此名称。

石窟石窟寺

位置

石窟寺，位于霞浦县北壁乡池沃村西北向，相对高度150米，其洞由三块巨石叠盖，洞深8米，宽3米，内高2.4米。洞内依岩镌刻石佛六尊，上排释迦牟尼、迦叶、阿难，下排阿弥陀佛、观音、大势至。每尊高45厘米，线条粗犷，形象臃肿。在其四周石岩分别镌刻北宋天圣六年（1028）、熙宁甲寅年（1074）、元佑内岁年（1086）的题刻。其依岩刻佛及石刻年鉴，均属霞浦县发现最早的一处石刻。2003年11月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简介

石窟寺建于北魏熙平二年（517），一说景明年间（500～503），原名希玄寺，宋代改称‘十方净土寺’，清代改名石窟寺，是中原地区重要的佛教石窟。据唐龙朔二年(662)《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记载，北魏孝文帝在此创建伽蓝。明弘治七年(1494)重修碑载：“自后魏宣武帝景明之间，凿石为窟，刻佛千万像，世无能烛其数者。”嗣后东西魏、北齐、隋、唐、北宋，相继于此造窟凿像。现存石窟前的木构建筑为清同治年间所修。寺南临洛水，背依大力山。山的上部为厚4.50米的黄土层，下为岩石层，露出地面的部分厚20米。石窟群就开凿在岩石层上。现有主要洞窟 5个，千佛龛1个，摩崖造像3尊及历代造像龛328个。总计大小造像7743尊，造像题记及其他铭刻186则。造像题记包括北魏3则、东西魏10则、北齐29则、北周2则、唐代85则、宋代2则、时代不详的30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石窟寺各窟被盗严重。第 3、4、5窟及千佛龛被泥砂淤埋三分之二以上。1954年清理了各窟内的淤土，新建了石窟寺保护房。1973年以后，国家多次拨款对石窟寺进行了全面化学合剂技术粘接、勾缝、修补。另外还修建了大型排水沟，扩建围墙和其他建筑。1954年起由石窟寺小学负责保护。1987年建立巩县石窟寺文物保管所。　 石窟寺现存洞窟五座，千佛龛一个，小型佛龛二百五十五个，摩岩造像三尊，共雕佛像七千七百四十三尊，碑刻题记二百余块。

石窟寺是继洛阳龙门石窟之后开凿的，它把佛教艺术的外来影响同中原汉族艺术相结合，摆脱了北魏早期深目高鼻，秀骨清瘦的特点，代之以面貌方圆，神态安详，多呈静态造像风格。因此，这里的雕刻既保留着北魏浓重的艺术特点，又孕育着北齐、隋代的雕刻艺术萌芽，形成由北朝向唐朝过渡的一种艺术风格，在雕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巩县石窟寺在总体设计上突出的是利用窟内外壁面上端宽大的二方连续形式的边饰，造成整体格局上的完整和宏丽基调。窟内雕像位置的安排则以观者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坐佛二立佛为主，加上两壁整齐划一的小千佛，给人以一种繁盛崇高的审美感受。当观者返身离开石窟面对大门内侧又是场面肃穆的大幅礼佛图，尤能加深观者虔敬的宗教印象。　 石窟寺的十五幅《帝后礼佛图》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的供养情形，构图严谨，技法娴熟，人物性格鲜明，可谓佛教艺苑中的珍品，又因另一处位于洛阳龙们石窟的《帝后礼佛图》被盗往国外，石窟寺的《帝后礼佛图》就成为国内孤品，更显其珍贵。　 在题材方面，巩县石窟寺对“维摩变”的处理是很突出的。　 “维摩变”属“经变”系列，维摩诘作为在家修行的居士，对佛义理的深刻研究使佛祖也有所敬服。居士的形象对汉族士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佛教在逐渐为汉族接受的同时，维摩居士在佛教艺术中的表现比重也在不断增加，在形象塑造上，也越来越显得生动而富于内在力量的表现。　 巩县第一窟东壁北侧第一龛有“维摩、文殊对坐说法”的画面。维摩舒眉垂目，眼光略有下视，左手举起一麈扇，食指上翘，一副胸有成竹、泰然自若的神态，似乎正在辩说“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示有妻妾采女，而常远离五欲淤泥”的真正通达佛道的“菩萨行”。　 维摩诘形象所蕴含的精神正反映了汉族士人审美意向对北魏石窟造像的潜在影响。　 石窟寺内壁下端的壁脚雕刻的伎乐天、神王和力士也都富于表现力。第三窟东壁壁脚和第四窟西南隅壁脚均有伎乐天雕刻，也都是世俗乐队演出时的写照，筚箴、琵琶、竹笛、双面鼓无一不是现实乐器的再现；伎乐天头作双髻，内着圆领衫，外披短袖对襟袍，神态专一，气氛悠然，给人以亲切的生活感受。　 壁脚高浮雕还有所谓“神王”的形象，面相均较为丰满，神情自得，俨然是当时有权势的贵族、将军形象的翻版。处于壁脚下端、双手上托的力士、异兽则筋肉饱绽，孔武有力，有千钧之势。这些题材无一例外用高浮雕手法完成，手法相当粗犷而造型形神兼备，显出石窟寺简约质朴的雕刻风格。　 第三窟又有“飞天”一对，下方均以弧形忍冬纹相托，飞天造型瘦俏灵秀，体态轻盈，清癯的面庞和修长的十指都隐现出南朝士人的清羸之风。而后掠的飘带和衣裙下摆上举张扬的幅度甚大，加强了飞动的节奏感。形象平面上阴刻的衣褶线条流畅简约，也增添了飞天凌空神游的动感。　 巩县石窟寺的雕凿刀法相当洗炼，形象造型的艺术概括性很高，如第一窟的主佛头像，眉棱骨至鼻两侧的轮廓线条明确干练，双目不作细部加工，只雕出圆形弧球状，再加浅线刻出上下眼睑，唇部两角微上翘，均有含蓄生动的效果，重叠的衣褶处理也显示了利落干练的平刀技法是十分娴熟的。　 巩县石窟寺的主佛造像以坐姿为主，衣纹自然下垂，座前下摆重叠，转折柔和，合乎结构，反映了雕刻技艺在不断成熟和丰富。

石窟寺现存洞窟5个，千佛龛一个，小佛龛255个，摩崖大佛3尊，佛像7743个，碑刻题记200余块。　 第一窟最小，约四公尺平方，门内两侧雕有‘帝后礼佛图’，余三壁雕佛像和佛传故事。于壁角雕神王、怪兽、乐伎等。帝后礼佛图分为三层六组，每层由比丘和比丘尼作前导，帝后、侍从，前呼后拥，反映皇室之宗教信仰。此等雕像多已破损，且经后世加塑补彩，大抵失去本来面目，然其构图简练生动，是我国现存浮雕中较为完整者。　 第二、第三两窟，由其构造判断，殆为同一人之作品，中央方柱之每面作有三尊佛、两罗汉等之佛龛，四面壁上并雕有千体佛像、奏乐天人及供养行列等。第四窟系由东、西二窟组成。东窟有北魏所造之三尊佛，上有唐咸亨元年（670）十月之铭文，其左右并有二佛龛。西窟前面西方之侧壁上亦有大小之三佛龛，其一即刻有唐乾封二年（667）八月之铭文。又东西二窟之界壁上，尚有三层之佛龛，佛像中并有唐龙朔二年（662）及三年之铭文。盖此等石窟之最初，只刻三尊佛而已，至唐代开始开凿更多之佛龛。第五窟呈方形，面积最大，纵横及天井高各约七公尺。外壁入口之左右安置金刚力士像。入口东方之侧壁已崩坏，西方则有小佛龛，刻有唐延载元年（694）、久视元年（700）、咸通八年（867）等之铭文。中央有约三公尺之方柱，其四面各刻有大佛龛，窟内东西北三壁上，各开四佛龛，安置三尊佛，上部并造千体佛。前面入口之左右壁同于第二、第三窟，三层浮雕上，刻有供养人物行列之图，上面亦有千体佛。四壁之腰壁如同第二、第三窟，其前面及左右均刻有天人奏 乐之图。　 总之，五窟共同之特色，系在各窟内筑造大方柱，观其手法，则是承云冈、龙门之后，于北魏开凿而成。然或因年久破损，或经涂抹塑土，故在第一窟除存有东魏天平三年（536）之造像铭外，其他之北魏铭刻已不见。第四、第五窟岩壁间有佛龛，内置三尊摩崖大佛像，其巨大之佛龛大半破坏，左胁侍菩萨已失；右胁侍菩萨之头部亦损，然颇能显出北魏雕刻之特质；本尊为释迦立像，表现北魏风格，惟膝以下埋没地中。此外，本寺大殿之外壁间所嵌入之碑中，保存有唐代禅宗大德演公（明演）之塔铭并序，寺之前庭亦存有宋绍圣三年（1096）十二月建立之净土寺宝月大师（惠深）碑。〔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四三四〕（参阅‘石窟’2118、‘巩县石窟’6198）

刘沧（唐）《游石窟寺》 苔径紊回景渐分，倏然空界静埃氛。一声疏磬过寒水，半壁危楼隐白云。雪下石龛僧在定，日西山木鸟成群。几来吟啸立来槛，风起天香处处闻。李绅（唐）《宿石窟寺》 一刹古岗南，孤钟撼夕岚。客闲明月阁，僧闭白云庵。野鹤立枯树，天龙吟净潭。因知不生理，含自此中探。寄此鄙言辞，尚质个中人。宋昱（唐）《题石窟》 梵宇开金地，香龛凿铁围。影中群象动，空里众灵飞。檐牖笼朱旭，房廊挹翠微。瑞莲生佛步，瑶树挂天衣。邀福功虽在，兴王代久非。谁知云朔外，更睹化胡归。丛文俊：《河南巩县石窟寺北魏造像之供养飞天》 　 “河南巩县石窟寺北魏造像，窟壁有高浮雕之帝王及后妃礼佛图及供养人等，皆极精美，蜚声海内外。此飞天造像亦为高浮雕，捶拓颇难，非巧者精工而五以臻此。余曾多次考察石窟佛教艺术，于实物状态暗熟于心，故知拓难得，善拓尤难得也。得此之雕刻杰作及其善拓，堪称兼乎二美，当慎为宝藏焉。又此为供养飞天，是以头饰莲花、手持莲花，与伎乐飞天之异亦在于此。古之匠心与艺已备其梗概矣。丁亥深秋 文俊观题”冯骥才：千古兴衰佛不语，万众忧患石能言。北魏到今千年过，多少心从巩县安。

石窟浙江龙游石窟

千古谜题龙游石窟

如果不是机缘巧合，在地下埋没千年的奇迹也许很难被唤醒。抓药买到“龙骨”，上面的甲骨文将中国文字的起源向前推进了上千年；道士清扫莫高窟积沙，不经意找到洞壁裂痕后的密室，让淹没于沉沙中的北宋藏经洞重见天日；农民车水溉田，无意惊醒了沉睡3000年之久的三星堆文明；社员打井刨出的陶片，成为开启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钥匙。把历史的书页翻回到1992年6月的一天，浙江衢州市龙游县，又一个沉睡千年的奇迹偶然浮出水面。突发奇想，涸泽令石窟惊现 位于浙江省龙游县境内的凤凰山，在20世纪50年代前，一直林木青翠，植被繁茂，荒芜人烟。后来山对面河心沙洲上居住的村民为躲避洪水，才迁至山上，于是便有了这个叫石岩背的小山村。村边临江处有一座竹林禅寺，始建于明，重建于清，至今香火袅袅，佛音阵阵。站在村前眺望远处，衢江环绕而过，视野开阔，风光无限。山间散布着许多大小相近的方形水潭，清凉深邃，似如无底。自村民搬到此处，潭中水就成为村民生活用水的唯一来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村里的老人说，这些都是“无底塘”，即使大旱之年也不见变浅，旧时曾作竹林禅寺的放生池，寺中僧人时常会把一些鱼鳖在塘中放生，也常有村民从潭中钓起大鱼。几十年来，村里人一直过着清贫而宁静的日子，谁也没有探究过水潭的水到底是何处而来。村里原有几亩水田，第一天充满水，第二天莫名其妙地漏光了，再浇再漏，没有办法只好改种旱作，村民们曾怀疑与这些无底塘有关。村民们也经常议论此地先民们是怎么开凿这些深塘以及这些深塘为什么这么深？有好事者用竹竿想试试水潭的深浅，发现个个深不见底。这些质朴的农民也自然不会想到大胆地潜下水去探个究竟。1992年6月的一天，村民吴阿奶等四个人突发奇想，索性想抽干一个水潭，下去探探水中的究竟。至于吴阿奶等人为什么突发想起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这样一项工程，外界传说不一。有人说他们是为了涸泽而渔，还有更神奇的说法是他们四人都做了同一个诡异的梦，梦中看见一个菩萨模样的神灵在其屋后的池塘中隐现，凄然地哀求他们将其从水中救出。但是他们自己解释说，其实是想万一发现天然溶洞之类地，他们就能做旅游开发挣点钱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无底洞的奥秘毕竟激发了人类好奇的天性。吴阿奶他们筹集了1万多元钱，租来抽水泵，以农民特有的执着精神和独特的想象力，抱着必定要水落石出的雄心，开始了这项看来异想天开的工程。他们选中了水面面积仅有20平方米的“洗衣潭”抽水，水泵飞速运转，抽出的潭水缓缓地流向不远处的衢江，一道石壁渐渐显露。人们似乎看到了希望，然而越往下，水面越往里伸展。第四天，水面上露出一行台阶！他们沿着湿漉漉、滑腻腻的台阶，小心翼翼地将抽水泵往水下移过去。连续干了八天八夜，两截巨大地鱼脊状石柱显露出来！筹集地钱很快花光了，吴阿奶他们心里也直打鼓，不想继续干了，害怕触犯了洞中的神灵，不然洞中怎么会有奇特的石柱呢？眼看工程就要停下来，县政府经过考察觉得这个洞窟很有开发价值，依靠政府拨款，抽水工程才得以继续。17天后，深塘见底，所有人都惊呆了――眼前出现的并非天然的鬼斧神工，而是一个造型奇特、气势恢宏的人工开凿石窟，面积1200多平方米，宛如一座地下宫殿。洞高20多米，四周高低落错的石柱支撑着呈45度倾斜的洞顶，整个石洞如同一只倒扣过来的簸箕。簸箕上方方口就是村民平时打水的水潭口，石洞中凿有石梯，一直通向地面。发现石窟，令村民们颇受鼓舞，一鼓作气又抽干了周围的六个水潭，它们的结构基本类似，只是占地大小各不相同。村民们对这些空旷阴暗的洞穴感到疑惑，觉得应该有价值，却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发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地下建筑群。在县政府的关注下，经过勘查，人们发现在方圆几平方公里的石岩背村中，类似的石窟竟有20多个。加上淤填淹没在梯田里的深塘，村民们估计石岩背村周边原有“石窟”不少于50个。溯江而上，在距这群石窟约2千米处又发现一批石窟，在衢江下游3千米处也有一批石窟存在。深埋水中的龙游石窟群就这样横空出世了！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谜团丛生的巨大石窟群。庞大工程，谜团令学者难解 村民们抽干的七个水潭也就是现在龙游石窟中已经开发的七个石窟（后出于保护目的，又用水回填了其中两个）。龙游石窟在国内外引起轰动，有专家考察后评价：龙游石窟是继埃及金字塔、万里长城等八大奇迹后的“世界第九大奇迹”，这样的石窟在中国建筑史上是第一次发现。国内考古界、建筑界、史学界的专家学者纷纷到龙游石窟探秘。龙游人工石窟群的发现，让人们惊叹不已，随之而来的谜团也让人顿生悬念。一个又一个谜使人费解，费解的谜更吸引人去探寻，去破译。关于它们的形成，用途、年代、构造等等的无数谜团，使石窟群疑团重生，神秘倍增。

其实，龙游石窟没有“谜”！

浙江西部驰名的龙游石窟背倚衢江，隔江而望龙游县城。从县城今日的繁华来看，旅游业确实给这里注入了生机。

龙游石窟曾经深藏水底，当地俗称深水潭。从石窟陈列馆展示的图文、录像资料中了解到，关于石窟形成之谜，说法有多种，囤兵、囤粮，祭祀、采石……甚至称旅游界已誉此为“世界第九大奇迹”，使人产生丰富的遐想，探谜的游人络绎不绝。

我们一行十多位语文老师也怀着好奇心来到龙游石窟，而当我们探访之后，却对石窟之“谜”产生了怀疑。在我们看来，龙游石窟只是个废弃的地下采石场，并没有那么多的谜团。你看那一律的凿纹，与绍兴柯岩和吼山、临海长屿硐天的痕迹大同小异。

龙游石窟为什么要向山中、地下采石，而不是露天开采？有过生活经历的老师说：“山体内部的石头，往往比山壳上的要松脆些，这对原始采石来说比较容易。”石窟里为何有那么多厅、柱？也因为石质松脆，所以古人要在各采石区(就是今天看到的厅)之间保留石壁，在厅中留几根石柱，以支撑山体，以致形成几个厅互不相通的格局。至于厅壁为什么能那么薄？这并不需要什么高科技手段，经验丰富的采石工凭借敲击声就可以判断自己和对方的距离，煤矿营救不也常常借助敲击声吗？

石料运向了哪里？紧邻石窟的衢江江阔水深，水运四通八达，还怕消耗不了小小的地下采石场吗？再看今日苏州规模浩大的采石场，吃掉了多少座石山，一千年后，谁能查知这些石料运向了哪里，难道这也可以归入千古之谜？

有人说石窟是囤兵的。遥想石窟的开凿，历时数百年，而兵家胜负，瞬息万变，哪一个将军想囤兵，能先花几百年去建造一个石窟？石窟形成后的千百年间，也许囤过粮、兵，也许曾用于祭祀，甚至住人，但都称不上谜。唯一能称谜的一处“石刻”，也许是山体自然的裂缝，也许是古人有意或无意而为之，但真有必要深究吗？

在最大的石厅里，壁上遍布八仙题材的巨大浮雕。只听一名游客责问讲解员：“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世界第九大奇迹吗？”原来他发现这浮雕竟是水泥铸成。查龙游地区旅游资料：石窟所在景点原称小南海，发现、开发至今已有十多年，只是一直没有做响，当地想了许多办法，在石窟里建神话浮雕也是其中一项“杰作”，近几年更名为龙游石窟，用许多“谜”包装成“世界第九大奇迹”。浙江古采石场众多，发展成旅游点的，以绍兴的柯岩、东湖、吼山最为驰名，但都实话实说，龙游又何必要故弄玄虚凭空为世上添一个“谜”？

石窟响堂山石窟

响堂山石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鼓山，分南北两处，相距约15公里。因石窟群在山腰，人们谈笑、拂袖、走动均能发出铿锵的回声，故名响堂山石窟。现存石窟16座，摩崖造像450余龛，大小造像5000余尊，还有大量刻经、题记等。它是河北省现已发现的最大的石窟，也是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艺术价值

响堂山石窟在艺术和文化上的独特性和原创性是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等诸多大石窟无法比拟也无法取代的。因此在1961年，响堂山石窟与诸大石窟一起被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著名学者范文澜、郭沫若等响堂山石窟艺术均有很高的评价。鲁迅先生对响堂石窟艺术也多有偏爱，曾多次在北京琉璃厂购买响堂山石窟石窟造像和刻经拓片精心收藏。并记录在他的日记中。

最早对响堂山石窟开展研究工作的是日本的学者长畈大丁。1922年，他曾先后三次考察了响堂山石窟。并在日本发表了调查报告。1935年我国学者开始对石窟艺术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考古组徐炳旭、顾颉刚老先生选择的第一个研究点不是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而是选择了响堂山。他们带领学生在南、北响堂进行了拍照、拓片、记录、整理了有关造像题记，校刊刻经、编制碑目、文字记录现状的工作，其后印行出版了《南北响堂及其附近石刻目录》一书，确认了响堂是以北齐石刻为主的石窟群，这是国内研究响堂的最早著作，也是我国对石窟寺艺术研究的创始。1936年11月，营造学社刘敦桢继徐、顾二老之后又考察了响堂山石窟，其主要观点阐述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同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也对响堂进行了为期七天的调查，并出版了日文版《河北磁县河南武安响堂山石窟》一书。其后著名学者王去非，刘慧达、苏白、马世长等对响堂山石窟都进行过调查和研究。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共出版响堂山石窟专著5本，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新中国考古学上第一个博士，也就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李玉群先生的博士论文就选择了响堂山和邺城的佛教艺术。此外在美国日本意大利台湾韩国等高等院校也有专事响堂山石窟艺术研究的学者。

洞窟形制

堂山北齐洞窟的形制可分为以下几种：

中心方柱塔庙窟：有南响堂第一、二窟，北响堂第四、九（以下简称南一、南二、北四、北九窟，

其它类同），窟平面方形、平顶，中心为方柱，三面开龛或一面（正面）开龛（北四、南二），后壁上部与洞窟后的山体相连，下部形成低矮甬道，供礼佛时通行。窟内四壁凿佛龛，前壁正中为窟门，门上有明窗二，明窗间平浮雕大型帝后礼佛图（北六）或阿弥陀净土变（南一、南二），均以场面宏大，场景壮观为特性。

中心方柱塔庙直接继承了云冈中心塔柱窟的形式，只是将云冈繁复、琐碎的“三层或五层每层三面每面各凿一佛龛的楼阁屋檐形中心塔柱”的形式改为“三面（或一面）每面开一佛龛”的简捷、明快、大方的中心方柱的形式，从而体现出了北朝石窟中心柱窟由繁到简的发展趋势。

三壁三龛佛殿窟：有南三、五、七、北三。窟分前廊后室（南七、北三）面阔为三间四柱，明间正中开窟门，次间各开大龛，龛内雕踏山力士像，明间上部为印度式拱，次间额枋上为一斗三升拱。窟檐雕出仿木结构建筑形式的滴水、圆椽、筒瓦等，瓦垅上有八层叠涩基，基上浮雕大型山花蕉叶覆盖窟顶，大蕉叶拥托覆钵丘，丘上雕出象征塔刹的双层火焰宝珠。窟内平面方形、穹隆顶，正、左、右壁各开帷幕帐形龛，龛内雕一铺三尊（南五）、五尊（南七）、七尊（北三）像，窟顶浮雕莲花藻井及飞天伎乐，地面浮雕大莲花，莲花中间置博山炉（南五）窟门两侧刻大番卷草纹和连珠纹，上部刻飞天。

这种窟的形制基本上因袭了北魏后期龙门产生的三壁三龛窟（如龙门的石窟寺、魏字洞等）形式。

四壁设坛窟：分方形平面平顶（南四）和方形平面覆斗顶（南六）两种，这种窟的主要特征是四壁设环坛，坛上圆雕造像。正、左、右壁为一铺五身或七身组合，前壁窟门两侧坛上雕力士像。

这种窟形，在过去的研究中，也将它与三壁三龛窟划入一类，这种形式在北朝石窟中属于新样式。隋唐以后的龙门石窟才出现。

剑川石宝山石窟

云南剑川石宝山中，有片奇石区———远看这些石头，犹如一堆堆硕大的松果球，又像一只只巨龟盘卧。在这片奇石区中，隐着10多个美妙绝伦的石窟———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宝山石窟。

石窟雕凿在崖壁上，共16窟，约百余造像，大多数为南诏（公元649—公元902年间崛起于西南地区，和唐朝并存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时期的作品。内容以南诏王室宫廷生活及佛教为主，雕刻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历史研究价值，是西南地区独有的与云冈、龙门、大足等石窟齐名的石窟。210043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