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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牡丹味辛寒，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山谷。”在甘肃省武威县发掘的东汉早期墓葬中，发现医学简数十枚，其中有牡丹治疗血瘀病的记载。牡丹原产于中国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诸省山间或丘岭中，人们发现了它的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而变野生为家养。从南北朝“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至今。在长期的栽培过程中，牡丹发生了变异，出现了许多花大色艳的品种，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其栽培范围由长江、黄河流域诸省向全国扩大。如今已扩展到中国东北、东南，以及内蒙、新疆、西藏、台湾等地。

牡丹栽培源于河洛，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 大约在汉代1932年的《柏乡县志》记载刘秀曾躲入弥陀寺的牡丹花间，避掉王莽大将王朗军的追兵，刘秀称帝后，遂赐名“汉牡丹”。牡丹作为观赏植物栽培，则始于南北朝。据唐代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久矣。”又据《太平御览》谢康乐说：“南朝宋时，永嘉（今温州一带）水际竹间多牡丹。”

“牡丹”这一名称的出现，标志着牡丹栽培历史的开始。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牡丹虽结籽而根上生苗，故谓‘牡’（意谓可无性繁殖），其花红故谓‘丹’。”

隋代，牡丹的栽培数量和范围开始逐渐扩大，当时的皇家园林和达官显贵的花园中已开始引种栽培牡丹，并初步形成集中观赏的场面。《隋志素问篇》中说道：“清明次五时牡丹华。”这又足以说明牡丹作观赏植物则规模更大。

唐朝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唐都长安的牡丹在引种洛阳牡丹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时已出现了种植牡丹的花师。据柳宗元《龙城录》记载：“洛人宋单父，善种牡丹，凡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不能知其术，唐皇李隆基召至骊山，植牡丹万本，色样各不同。”当时的“艺人”因受社会所限，生活所迫，所掌握的“绝技”是不外传的。所以，宋单父种植牡丹的“绝技”使后人“不能知其术”。但是，从“植牡丹一万本（株），色样各不同”来看，牡丹的栽培技术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在唐代，宫廷寺观，富豪家院以及民间种植牡丹已十分普遍。据《杜阳杂记》记载：“高宗宴群臣赏双头牡丹。”《酉阳杂俎》载：“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剧谈录》载：“慈恩寺浴堂院有花两丛，每开五六百花，繁艳芬馥，绝少伦比。”当时，刺激牡丹种植业发展的原因，不仅是牡丹被众多的人们喜爱，有一定的观赏价值，而且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唐国史补》载：“人种以求利，本有值数万者。”在唐代的大量栽培下，繁育出众多的品种，使牡丹花瓣化程度提高，花型花色增多。

在栽培方面角度说，唐代已开始尝试牡丹的熏花试验，据《事物纪原》记载：“武后诏游后苑，百花俱开，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这虽为传说，但从中可以分析出“牡丹独迟”的原因，是当时的人们还没有真正掌握其生长规律而造成熏花的失败，使其不能与其它花卉同放。

作为唐代东京的洛阳，从初唐到五代十国的后唐，牡丹种植业都在不断的发展，其规模不亚于西京长安。据宋《清异录》记载：“后唐庄宗在洛阳建临芳殿，殿前植牡丹千余本，有百药仙人、月宫花、小黄娇、雪夫人、粉奴香、蓬莱相公、卵心黄、御衣红、紫龙杯、三支紫等品种。”

宋代，牡丹栽培中心由长安移至洛阳，栽培技术更加系统、完善，对牡丹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一批理论专著。这其中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张峋的《洛阳花谱》等等。记述了牡丹的栽培管理，其中包括择地、花性、浇灌、留蕾、防虫害、防霜冻以及嫁接、育种等栽培方法，总结出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成熟经验。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中载：“种花必择善地，尽去旧土，以细土用蔹末一斤和之”，“白蔹能杀虫，此种花之法也”。《洛阳花木记》中载：“凡栽牡丹不宜太深，深则根不行，而花不发旺，以疮口（根茎交接处）齐土面为好。”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对栽培牡丹十分严格，从选地到种植都十分讲究，这也许是洛阳牡丹能够甲天下的原因之一。

北宋时，洛阳牡丹的规模是空前的。当时洛阳人不单爱花，种花，更善于培育新品种，牡丹“不接则不佳”，他们用嫁接方法固定芽变及优良品种，这就是北宋时最突出的贡献。

南宋时，牡丹的栽培中心由北方的洛阳、开封移向南方的天彭（四川彭县）、成都、杭州等地。在这些栽培地，首先引种了北方较好的品种，并与当地的少量品种进行了杂交（天然杂交），然后通过嫁接和播种的方法，从中选出更多更好的适宜南方气候条件的生态型品种。陆游著的《天彭牡丹谱》中记述了洛阳牡丹品种70余个。 明清时，中国牡丹的栽培范围已扩大到安徽的亳州、山东的曹州、北京、广西的思恩、黑龙江的河州等地。《松漠纪闻》记述了黑龙江至辽东一带种植牡丹的情况：富室安居逾二百年往往辟园地，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数十丛者，皆燕地所无。另据《思恩县志》记载：“思恩牡丹出洛阳，民宅多植，高数丈，与京花相艳，其地名小洛阳。”这说明当时牡丹北至黑龙江，南至广西。明清时关于牡丹著述更多，薛凤翔著《亳州牡丹表》、《牡丹八书》，从牡丹的种、栽、分、接、浇、养、医、忌八个方面进行了科学的总结。乾隆年间编纂的《洛阳县志》列古代和当时品种共169个。

清代熏花已十分普及，据《曹州牡丹-附记七则》载：“右安门外草桥，其北土近泉居人以种花为业，冬则温火煊之，十月中旬，牡丹进御矣。”再据《五杂俎》载：“朝迁进御常有应时之花，然皆藏之窖中，四周以火逼之，隆冬时即有牡丹花，道其工力，一本数十金。”这时的催花技术己达到相当的水平，此技术至今还在采用。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牡丹种植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牡丹的栽培数量不断增加，栽培技术水平逐年提高。洛阳、菏泽等地先后成立了牡丹专业的科研机构——牡丹研究所。在前人的栽培管理的基础上，使牡丹的栽培技术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同时，中国还出版了一批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如刘淑敏等编著的《牡丹》，喻衡著的《牡丹花》，魏泽圃等主编的《洛阳牡丹》等等。这些著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充实和发展，作了一些理论上的新探索。

牡丹不仅是中国人民喜爱的花卉，而且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珍爱。日本、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加坡、朝鲜、荷兰、德国、加拿大等二十多个国家均有牡丹栽培，其中以日、法、英、美等国的牡丹园艺品种和栽培数量为最多。

海外牡丹园艺品种，最初均来自中国。早在公元724-749年，中国牡丹传入日本，据说是由空海和尚带去的。1330年至1850年间法国对引进的中国牡丹进行大量繁育，培育出许多园艺品种。1656年，荷兰和东印度公司将中国牡丹引入荷兰，1789年英国引进中国牡丹，从而使中国牡丹欧洲传播开来，园艺品种达100多个。美国于1820-1830年，才从中国引进中国牡丹品种和野生种，后来培育一种黑色花的牡丹品种。

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喻衡先生在他所著的《牡丹花》一书中这样写道：“牡丹在国外也用于庭园栽植，植株高度可达2米，花径达20-30厘米，每天暮春时节，花朵盛开，硕大无比，清香四溢，冠居群芳，虽远离故国，也大有一副'花王'的气派。”

四川牡丹栽培始于唐代，多分布在成都、彭州(古称天彭)、峨眉山等地，尤以彭州为盛。

成都牡丹始于五代。据《蜀总记》载：前蜀宫廷种植牡丹，后蜀至孟昶也引种了许多牡丹“于宣华苑广加栽植，名之曰牡丹苑……蜀平(宋统一全国后)，花散落民间。”

四川牡丹南宋期间

到南宋，成都附近的天彭牡丹享有盛名。天彭牡丹种植始自唐代，杜甫曾有《天彭看牡丹阻水》诗。北宋后期，天彭牡丹已有较大发展。宋·陆游《天彭牡丹谱》记述：“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崇宁中(1102～1106)州民宋氏、张氏、蔡氏，宣和中(1119～1125)石子滩杨氏，皆尝买洛中新花以归，自是洛花散于人间，花户始盛，皆以接花为业。大家好事者，皆竭其力以养花，而天彭之花遂冠两川。”“彭人谓花之多叶者京花，单叶者川花，近岁尤贱川花，卖不复售”。陆游还记述了天彭赏花时的盛况：“天彭号小西京(北宋以洛阳为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遗风。大家至千本。花时自太守而下，往往即花盛处，张饮帘幕，车马歌吹相属。最盛于清明、寒食时。”可见南宋时蜀人喜爱牡丹、花时狂欢的情景不亚于洛阳。《陆谱》记述了洛阳以外的蜀花34种。

随着天彭牡丹逐渐扩散种植，距天彭(今彭州市)西北32里的丹景山亦以盛产牡丹而得名，成为川西著名的游览胜地之一。天彭牡丹兴盛的原因有三：一是“土人种莳得法”；二是后蜀灭亡后，散落民间的优良牡丹品种汇集于天彭；三是彭人多从洛阳购入新品种。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天府之国千里为墟，兵燹之驱除，顿易繁华为草昧”，天彭牡丹由此衰落。

四川牡丹新中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两个文明”建设如强劲的东风，给天彭牡丹带来了复苏的生机，至1980年，种植面积已达12公顷。1985年3月18日，原彭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批准牡丹为彭县“县花” ，每年4月10日左右花开时节举办牡丹花会。首届牡丹花会是1986年。1994年3月，撤县改彭州市，牡丹遂为彭州市市花，牡丹花会照常举办。

峨眉山牡丹引自天彭。徐式文《蜀地牡丹考》(1993年)载：明末清初，天彭牡丹“多分散于青城寺观、嘉州寺观、灌县、温江、崇庆、新都、绵竹，特别是成都园林与附近花圃”，其中“嘉州寺观”即乐山峨眉山区的各寺院道观。峨眉山牡丹多集中种植于万年寺。这里的牡丹有些品种一年中常出现两次开花，第一次为谷雨前后，第二次为冬季。 据《峨眉文史》(第12集，1996年)载：“1979年冬天，万年寺花园中早已百卉凋零，牡丹花树也枯枝光杆。然而，就在那枯枝上悄悄地绽出了花蕾，继而在那飘飘洒洒的白雪中与娇艳的红梅媲美，斗雪怒放，真可谓奇观。”1981年2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在海拔1000米的万年寺，有两株牡丹迎风斗雪，鲜花怒放。”1982年1月24日《文汇报》报道：“万年寺已连续三年出现‘牡丹冬开’现象。冬开的牡丹是400株牡丹中的名贵品种‘七蕊牡丹’。”

荷包牡丹属命名

荷包牡丹的拉丁文种名加词“spectabilis”意为“艳丽的”，这种东亚物种在西方的其他常见名称包括“流血的心”（bleeding-hearts）、“维纳斯的车”（Venus’s car）、“沐浴女郎”（lady-in-a-bath）和“七弦琴花”（lyre-flower）。

荷包牡丹的花语是答应追求、答应求婚，这源于民间的流传有关荷包牡丹得名的美丽传说“玉女思君”。而荷包牡丹的每一个中文别名都有其独特的来历。“璎珞牡丹”则是取其璎珞般的外形。“鱼儿牡丹”是古人所赋，出自宋朝诗人周必大的《咏鱼儿牡丹并序》：“鱼儿牡丹，得之湘中，花红而蕊白，状似双鱼，累累相比，枝不胜压，而下垂若俯首然，鼻目可辨，叶与牡丹无异，亦多二月开，因是得名。“花嫔”出自周必大《咏鱼儿牡丹》：“天教姚黄主芳菲，合有宫嫔次列妃。玉颈圆瑳宜粉面，霞裙深染学翚衣。枝头窈窕鱼双贯，风里翩跹凤对飞。莫把根苗方芍药，留春不似送将归。”铃儿草”则是源自明成祖朱棣与马铎的对联“风吹不响铃儿草，雨打无声鼓子花。”

荷包牡丹属分类

很长一段时间，荷包牡丹（Lamprocapnos spectabilis）被认为与美丽马裤花（Dicentra formosa）属于同一属，即“Dicentra”（马裤花属），但1997年的一篇论文将其重新归于它自己的属“Lamprocapnos”（再次），荷包牡丹是该属唯一的成员。但“荷包牡丹”仍以同义学名“Dicentra spectabilis” 在各类植物网站被频繁引用。

荷包牡丹属引种

19世纪40年代，苏格兰植物学家兼植物猎人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将首批荷包牡丹植物标本和种子从亚洲引入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