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修复技术

青铜器是由青铜合金（红铜与锡的合金）制成的器具，诞生于人类文明时期的青铜时代。

青铜器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现，是一种世界性文明的象征。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时期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是早期青铜器的代表。青铜器在2000多年前逐渐由铁器所取代。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代表着中国4000多年青铜发展的高超技术与文化。

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时期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是早期青铜器的代表。在中国，距今5000-4000年，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记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中国的青铜器主要指4000多年前用铜锡合制的青铜器物，简称“铜器”。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出现并流行于4000年前直到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

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陶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

根据从古代青铜作坊遗址发掘出的实物，再结合青铜器的外形分析，专家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绝大部分是采用范式铸造方法制作的。

范铸法工艺流程共分为五步：

第一步为塑模，用泥土塑造出铜器的基本形状。在制好的泥模上画出铜器纹饰的轮廓，凹陷部分直接从泥模上刻出，凸起部分则另外制好后贴在泥模表面；

第二步为翻范，用事先调和均匀的细质泥土紧紧按贴在泥模表面，拍打后使泥模的外形和纹饰反印在泥片上；

第三步为合范，将翻好的泥片划成数块，取下后烧成陶质，这样的范坚硬不易变形，称为陶范。将陶范拼合形成器物外腔，称为外范。外范制成后，将翻范用的泥模均匀削去一薄层，制成器物的内表面，称为内范，铜器的铭文就刻在内范上。将内外范合成一体，内外范之间削出的空隙即为铜液留存的地方，两者的间距就是青铜器的厚度；

第四步为浇注，将铜液注入陶范。待铜液凝固后，将内外陶范打碎，取出所铸铜器。一套陶范只能铸造一件青铜器，因此不可能存在两件一模一样的青铜器；

第五步为打磨和整修。刚铸好的青铜器，表面粗糙，纹饰也不清晰，需要经过打磨整修，才能成为一件精致的铜器

“青铜器的价格一直没有升，这在收藏市场上是一个另类。但这并不代表着青铜器就没有收藏价值。事实上，青铜器在国外市场非常受欢迎，很多国际性的博物馆，都以收藏到中国青铜器为豪。” 在张满清看来，中国的青铜器，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阶段的代表。青铜器本身具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内蕴，市场比较冷静，青铜器更适合藏家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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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博物馆藏古代青铜器尤以西周太保鼎、战国楚王鼎、西周夔纹铜禁等青铜重器为国内外所关注。

鼎，是古代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器类，它既是炊器、盛食器，也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

馆藏西周太保鼎为方形，通高57.6厘米，长35.8厘米，宽22.8厘米，重26公斤。四柱足，口上铸双直耳，耳上浮雕垂角双兽，作攀附状。

鼎腹部四面饰蕉叶纹与兽面纹，腹壁四隅起棱脊。柱足饰兽面纹，有棱脊，中部附圆盘。柱足上装饰的棱脊和圆盘，在商周青铜器中是独一无二的，是此鼎最为显著的特征。

从太保鼎的器形和纹饰特点来看，其铸造年代应为西周早期。鼎腹内壁铸“大（太）保铸”三字。大保即太保，太保为官职名，西周始置，为监护与辅弼国君之官。

根据文献记载，这件太保鼎应是西周成王时的重臣召公奭所铸造的。

据传此鼎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出土于山东省寿张县梁山，同出的还有小臣犀尊、太保簋等，统称“梁山七器”。

太保鼎造型优美独特，铸造工艺精湛，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极高，是难得一见的古代青铜艺术珍品，享誉海内外，堪称国之瑰宝。

战国楚王鼎通高53厘米，口径45.5厘米，腹围148厘米，是出土楚铜器中的重要代表。

该鼎铸对称的双附耳，直腹，兽蹄形足，并附盖，盖上有环和三个变形的鸟状钮，共有铭文六十字，分布在鼎盖内、口沿、腹部等处。

铭文记载了楚幽王为庆贺胜利用缴获的兵器铸成此鼎的经过并用于祭祀的史实。

楚王鼎出土于安徽寿县朱家集（今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李三孤堆是传说中的楚王陵所在。1933年，安徽大水，李三孤堆坟茔被打开，有人说是被大水冲开，也有的说是被当地的保甲带人挖开，出土文物中以青铜礼器居多。

天津博物馆藏楚王鼎就是这批楚器中形体较大、铭文较多的一件重要文物，被誉为“南北楚器之冠”。同一形制、相同大小、铭文一样的楚王鼎同时铸造了两件，另一件保存在国家博物馆。

西周夔纹铜禁高23厘米，长126厘米，宽46.6厘米。整体呈扁平立体长方形，中空无底，禁面上有三个微凸起的椭圆形子口，中间的子口略小于两边子口，禁前后两面各有两排镂空的长方形孔十六个，左右两面各有两排镂空的长方形孔四个，禁的四周都饰有精美的夔纹，纹饰生动，造型端庄，铸造精良。

禁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飨时摆放卣、尊等盛酒器皿的几案，最早出现于西周初期，春秋战国时人们仍有使用。

1926年陕西军阀党玉琨组织人员在宝鸡斗鸡台戴家沟挖出了包括西周夔纹铜禁在内的大批珍贵文物，这批文物后来到了隶属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宋哲元手中。这件铜禁则一直保存在宋哲元在天津的家中。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对宋哲元的公馆进行查抄，宋哲元三弟宋慧泉得知此事后多方打点才将这件铜禁及其他文物从日军手中赎回，并在家中尽心收藏保管。

1968年天津文物管理处在宋氏亲属家中发现了铜禁碎块，并在物资回收部门找到了部分铜禁碎块。

1972年5月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由高英、张兰惠等老师进行了修复。禁这种形制的铜器在国内外均十分罕见，极其珍贵。

天津博物馆藏的西周夔纹铜禁是中国出土的铜禁中形体最大的一件，是研究中国青铜禁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传世的西周铜禁仅见两件。

另一件1901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夔蝉纹铜禁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另外在2012年6月发现的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中又出土西周铜禁一件。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家村出土了一批西周晚期青铜器，计有大克鼎一件，小克鼎七件，克钟五件，还有克盨等器物。

天津博物馆藏其中三件，分别为克镈、克钟、小克鼎。这批克氏青铜器是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制度及军事活动的重要史料。

镈，是古代贵族祭祀或宴飨时使用的单个大型打击乐器。东汉郑玄说“镈，如钟而大”，说明其似钟而非钟。较钟除了形体较大外，镈的钮也较为宽扁。

馆藏克镈，高63厘米，椭圆体，平口，四面有透雕夔纹凸棱装饰，鼓部有铭文七十九字，器形完整，纹饰精美，气势宏伟。铭文叙述了克于十六年九月在康王庙中的一个宫室中被周王召见，接受命令，沿泾水东到京师巡查，完成任务又接受车辆和马匹的赏赐，为追念逝去的先辈，并祈求幸福而铸器，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铙是我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是流行于商代晚期的打击类礼乐器，除了上文所说铙最初的功能为军中传播号令之用，其主要用途是在祭祀祖先和自然神明时进行敲击演奏。演奏时铙口向上，将中空的柄部安上木把，置于木座之上，以木槌敲击铙口中间及两侧部位即可发出洪亮悠长的声音。

天津博物馆藏商饕餮纹铙，口纵23.8厘米，口横35.5厘米，通高47.5厘米。此铙为合瓦形，形体高大厚重，口沿微呈凹弧形，两侧自下向上斜张，粗柄上有突起的一周，柄中空并与内腔相连通。铙体前后均饰有饕餮纹，内填雷纹，柄及铙顶部也遍饰雷纹，整体纹饰精美粗犷，生动立体。

除了青铜重器，秦汉时期的量器和衡器，如秦始皇诏量、秦旬邑权、西汉陈仓匜、西汉平都犁斛、西汉初元三年上林共府升等，也是天津博物馆藏古代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这些量器和衡器为研究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的发展沿革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天津博物馆藏秦代旬邑权，高6.5厘米，口径8.3厘米，底径9.5厘米，是秦始皇统一全国衡制颁发的标准衡器。八角棱体，正视截面呈梯形，中空，器顶口有一长方形横梁。

横梁左右两侧有阳文篆书“旬邑”（地名，在陕西省），权体八面有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诏书。诏书书体为小篆，古朴劲健，两诏铭文在秦权中较少见。

天津博物馆馆藏东汉阳燧，直径8.3厘米。此器鼻钮，外观似斗笠，表面铸阳文铭文两周，书体为汉隶，均属吉祥用语。阳燧形似凹面镜，是周代始用的利用太阳能取火的工具，也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

从《周礼》至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等都有关于阳燧取火的记载。此器是传世仅见的有铭阳燧，并且有使用过的痕迹，科学和历史价值都极高，极为珍贵。

天津博物馆藏古代青铜器以传世品多、质量精而闻名，其中更不乏堪称国宝的名贵珍藏，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对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古代史具有重要意义。

那时候

人们都用青铜器

青铜器上是书法

甚至连兵器上都是书法

那隽秀的文字仿佛在向你诉说着它的故事

......

【 吴王夫差剑 】

吴王夫差剑,春秋时期兵器。1976年河南省辉县出土。通长53.8cm,格宽5.5cm。台北古越阁藏，此剑剑锷锋利,剑身满饰花纹,剑谭饰嵌绿松石兽面纹。剑身近格处镌“攻痦王夫差 自乍其元用”八字,为吴王夫差用剑。

【 攻吴王夫差鉴 】

攻吴王夫差鉴，为夫差所铸器。腹内铭文三行十三字。於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在山西州蒙王村出土。春秋时期的书法出现了因地域而风格各异的现象，东南方各国的铜器铭文都有美化的趋向，或作鸟虫书，或作蝌蚪书等。而《攻吴王夫差铿》谷作瘦长体。字形、笔划不加修饰。文字显得质朴规整，线条均匀，起止尖锋。字距、行距较大，布局疏朗。已具后来小篆的雏形。

【 春秋《越王勾践剑铭》 鸟虫篆 】

铭文：越王鸠潜（勾践），自乍（作）用剑。

越王勾践剑铭铭文，此风格与当代之美术字相近，而与书法精神相悖，某种艺术，其对于细部的装饰夸大到了繁琐、成为一种负担的时候，就意味这一路风格的穷途末路不远了。楷书之盛，在唐，楷书之衰，亦在唐，斯所谓盛极而衰也，何以衰，过度的装饰化倾向使然。

【 春秋 栾书缶铭文 】

【 栾书缶铭文拓片 】

【 栾书缶反相 】

【 栾书缶实物 】

栾书缶，是栾书祭祀祖先时盛酒的用器，高48.8厘米、口径16.5厘米。器身及盖各有四环纽，纽作斜角云纹。自颈、肩及於上腹有错金铭文五行四十字，盖内铸铭两行十字，由左而右，字皆嵌金，为栾书子孙祭祀祖先而作，但多年来习称栾书缶。

【 春秋 宋公栾戈铭 】

（全长22.3厘米）

春秋时期兵器，全长22.3厘米，一九三六年安徽省寿县出土。此戈有铭文，为错金鸟篆体。

【 鱼鼎匕 拓片 】

铭文“曰：之司?匕，述（墜）王鱼鼎。曰：钦哉，出游水蟲，下民无智（知），参蚩（尤）命，帛（薄）命入羹，忽入忽出，毋处其所。”

传二十年代山西浑源出土，曾为一代名家罗振玉收藏。匕前端圆，柄首残断。通体有错金铭文，正反两面共残存三十六字。

匕为小器，有较长铭文者实为珍贵。此匕字体接近山西侯马所出盟书。此式匕在山西原平塔岗梁等地屡有出土，也可證系晋人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