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的政府采购与公共市场研究

序

前言

世界经济新形势下我国政府采购的发展

契约映射下的政府采购：扭曲与规制

政府采购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政府采购管理与制度创新的机遇与挑战

以公共服务采购改革开放推动服务业发展

新形势下政府采购功能的发挥

WTO《政府采购协议》之互惠原则研究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规范化和专业化相结合

关于我国地方政府采购工作的若干思考

构建采购招标公共服务平台是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的着力点

关于我国国有银行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

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制度研究

中国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政策选择

中美政府采购中的购买国货制度比较研究

美国政府采购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政府采购电子化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对软件企业参与政府采购信息化和电子化建设的思考

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对服务领域政府采购的若干思考

政府采购电子化系统建设与实践

政府采购工作存在的不规范现象及对策

从北京亚奥诉财政部案看我国政府采购法救济制度的完善

加强招标投标监管促进经济健康增长专家点评

……

自2003年政府采购法实施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建设扎实推进、政府采购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大幅提高；政府采购制度建设取得新进展，法律制度框架基本形成；政府采购管采分离成效显著，管理体制初步建立；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施取得重大突破，初步实现了由单一管理目标向政策目标的转变；集中采购工作逐步加强，形成了以集中采购为主要实施形式的采购格局；依法采购水平全面提升，公开透明的采购运行机制逐步形成。此外，我国还于2007年年底正式启动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

政府采购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和预算外资金，表现为纳税人缴纳的税收和政府公共服务收费，这就决定了政府采购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特性。政府采购资金来源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采购是公共采购而非私人采购，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或某些居民群体的需要，而是旨在满足全社会的公共需要。

政府采购要围绕社会公众的利益与需求，对社会公众负责；要运用科学的采购方法，为社会公众创造尽可能多的价值；要尊重社会公众的正当合法权益，公开、公正、透明地进行采购。

政府采购资金非营利性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政府采购的目标不是也不能是取得相应的补偿或营利，而只能以追求公共利益为目的，不可能也不应该以赢利为目的，这是政府采购的基本出发点及归宿。政府采购通过商业买卖行为，向政府公共部门提供消费品或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转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和物质基础。

当然，政府采购的这一特点并不意味着政府采购可以不计成本、不讲投入产出效率、不需要进行成本—效率分析；相反，政府采购资金本身有一个使用是否得当和效益大小问题。

政府采购资金竞争性

政府采购通过立法，以法律方式强制地为国家机关和公共事业机构的采购行为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市场竞争是政府采购制度的灵魂，是政府采购制度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竞争充分体现了政府采购“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是政府采购制度设计的基本依据。

政府采购资金市场性

政府采购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政府作为采购者，是市场交易的一方，其行为必须遵守市场法则，遵循等价交换规律。在政府采购的实践活动中，政府是市场商品和劳务的购买者，它体现的是政府的市场性分配活动，与其他经济活动主体没有本质的区别。

具体表现在：政府与其他经济活动主体一样，都是市场交易的当事者；政府与商品和劳务供应商是一种平等的民事关系，在付出资金的同时，必须得到等价的经济补偿；政府采购必须遵循效率原则，讲求投入产出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费用获得尽可能多的商品或劳务。

政府采购资金行政性

政府采购具有确保履行政府基本职能、保证经济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特点。在具体采购活动中，采购的主体是各级政府职能部门或公共事业机构，采购什么、采购多少、何时采购、如何采购以及采购的具体操作、监督管理等都由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不是盲目的、自发的、无计划的。这表明政府采购管理是一种典型的行政行为，必须依法履行有关职责。

政府采购的对象、范围、集中采购的程度与方式、合同签订与采购监督等内容，都要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同时，在采购活动中必须贯彻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意图，实现保护民族工业、保护生态环境、稳定物价、促进就业、促进国际贸易等政策目标。

《住宅建筑:新地产形势下的建筑思路》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日益凸显的社区分层和需求分化使原本在质和量上就欠缺的社区公共空间越来越无法适应社区居民不断增加的需求。然而，在社区分异背景下如何实现社会空间配置的公平与效率尚未引起高度关注。本研究首先对国际公共空间规划控制的保护政策、规划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等内容的深入研究，从联邦、州、地方三个层面，对公共空间规划层级、类型、表现形式和内容框架等进行系统分析。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结合我国国情及地方特色的公共空间规划指标体系。 其次，以杭州市为例，通过现场勘查、问卷调查和社区走访等形式，对社区公共空间的使用现状和居民满意度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公共开放空间的可达性和公平性进行了定量化的分析。在社区层面，以杭州人口密度最高的两个老城区为例，利用K 均值聚类分析法、高斯两步搜寻移动法2SFCA、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OLS及空间滞后模型 SLM 等，分别对社区层面公共空间可达性及其社会经济差异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杭州高密度老城区社区类型与公共空间可达性高度相关，研究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公共空间分布不公平性。在街道层面，运用简单缓冲距离法和高斯两步移动搜寻法，分别对2000年及2010年杭州主城区绿色公共空间可达性进行评价，并对十年间可达性变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主城区研究范围内绿色公共空间可达性空间分布较不均衡，呈现出较强的空间极化特征；多数街道可达性维持原有水平或仅略有提高；回归模型的研究结论表明，街道层面绿色公共空间可达性及其演变均不存在显著的社会经济差异。最后，基于国际经验以及杭州现状，本研究提出了社区分异视域下社区公共开放空间利用与规划控制的实现方式；从规划控制、资金保障、物质环境与社会服务四方面提出构建公平公正的公共开放空间规划体系的建议，对构建我国公共开放空间规划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10043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