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礼制建筑与中山纪念

赖德霖，清华大学建筑历史博士、芝加哥大学中国艺术史博士。以中国美术史与建筑史为学术研究重点。曾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讲师、美国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现任教於路易斯维尔大学（University of Louisville）美术系。著作有：《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解读建筑》、《近代哲匠录：中国近代重要建筑师、建筑事务所名录》。

前言

第一篇 旧新共存和中西交织下的民国早期礼制建筑及纪念物概论

一、坛庙

二、祠

三、墓

四、纪念碑

五、纪念雕像

六、纪念堂

结语

第二篇 探寻一座现代中国式的纪念物：南京中山陵的设计

一、孙中山的现代理想

二、图案竞征

三、获奖作品

四、从祭到纪念周

五、头奖作品

六、钟形平面

结语

第三篇 中山纪念堂——一个现代中国的宣讲空间

一、传统聚集空间与现代宣讲空间

二、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与宣讲空间

三、 “翻译”方法与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

四、作为宣讲空间的礼堂与现代中国

附录：中山陵祭堂孙中山像基座浮雕正名

索引

致谢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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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早期礼制建筑和中山纪念建筑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许多重要话题，如新旧转变、中外交流、学院派的影响、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以及中国建筑的历史叙述，因此它们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建筑的设计史、思想史，甚至史学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笔者赖德霖相信，《民国礼制建筑与中山纪念》将帮助人们重新认识民国以来的礼制建筑，加深了解中山纪念建筑作为一种政治和文化的象征，对于促进现代中华民族国族认同的重要性。笔者更加期盼，本书可以为现代中国的礼制建设提供借鉴。

礼制性建筑的地位，远高于实用性建筑；礼对建筑的制约，首先表现在建筑类型上形成了一整套庞大的礼制性建筑系列，而且把这些礼制性建筑摆到建筑活动的首位。远景设计研究院道礼制性建筑起源早、延续久、形制尊、数量多、规模大、成就高，从建筑类型看，坛、庙、宗祠；明堂；陵墓；朝堂；阙、华表、牌坊等为礼制性建筑的五个类别。

一、坛、庙、宗祠类建筑

（一)坛

“坛”，《说文解字》解释为“祭场”,原来是指在平坦的地面上用土堆筑的高台。在我国古代，坛的主要功能是用于祭祀，所以就有了“祭坛”。 祭坛的出现，与史前人类在露天环境下祭拜自然神的活动密切相关，当时，人们为了吸引神明的注意，使自己的祈望更好地达于神明，往往利用自然形成的土丘、高岗或山头等较高的地形来筑祭坛。例如，在辽宁凌源县城子山发现的红山文化祭坛即坐落在山顶；位于凌源、建平交界处的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亦在高山之顶；而在浙江余杭的瑶山之顶，也发现了一处良渚文化的祭坛。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大型祭坛的建筑和使用逐渐被统治者所垄断。其所祭祀的对象，也逐渐集中在天、地、日、月、社稷、先农等几种最高的自然神和带有浓重的自然神色彩的高级神坻上。由人间最高的统治者（或其代表）来主祭自然界中最高的神坻，这就使祭坛建筑在古代祭祀建筑中占据了较高的地位与规格，拥有了一种不同的神圣与至上，而这种特性，又是除了宇宙以外的其他祭祀建筑所没有的。

祭祀建筑有着广义，狭义的分别。狭义的祭坛仅指祭坛的主体建筑，即或方形或圆形的祭台。而广义的祭坛则包括了主体建筑和各种附属性建筑。祭坛建筑艺术发展到最高潮的就是现存的北京天坛。天坛是有圜丘、祈年殿、皇穹宇三组建筑物组成。天坛其实是指圜丘，并不是那座圆形钻尖顶、重檐的祈年殿。祈年殿为谷神之庙，也等于“官稷”。皇穹宇是置放“昊天上帝”神位的地方，是一座比祈年殿为小，单檐钻尖顶的建筑物，位于圜丘之前。在建筑艺术上，天坛是中国建筑中的一座非常成功的作品，不论总平面布局、每座建筑的设计以至各个细节，都表现出一种高度创造性。在世界建筑史上，这也是一座占有很重要地位的著名建筑物。天坛不但在艺术造型上达到出色的成就，也是一个极为巧妙的典型的“象征主义”艺术作品。祈年殿圆形的平面和蓝色的琉璃瓦象征天，井口四根柱代表四季，十二根金柱（内柱）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十二根檐柱代表一日十二个时辰。

至于“圜丘”部分则不论坛面、台阶、栏杆所用的石块全是九的倍数。因为古代以一、三、五、七、九为“阳数”或称“天数”，而以九为“极阳数”。坛分三层，上层的中心是一块圆石，圆外有九环，以后每环的石块都是九的倍数，中层、下层都是这样。这种纯粹中国性格的象征主义，在天坛的设计上十分巧妙和清楚地表露出来。

（二）庙

庙是古代供祀祖宗的地方。古代对庙的规模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礼记》中说：“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太庙”是帝王的祖庙，供奉皇族祖先灵位。其他凡有官爵的人，也可按制建立“家庙”。汉代以后，庙逐渐与原始的神社（土地庙）混在一起，蜕变为阴曹地府控辖江山河渎、地望城池之神社。“人死曰鬼”，庙作为祭鬼神的场所，还常用来敕封、追谥文人武士，如文庙——孔子庙，武庙——关羽庙。

（三）宗祠

宗祠，又称宗庙、祖祠、祖厝、祠堂。它是供设祖先的神主牌位、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又是从事家族宣传、执行族规家法、议事宴饮的地方。民间建造家族祠堂，可追溯到唐五代时期。莆田刺桐金紫方氏祠堂，便是建于唐末。涵江黄巷村黄氏宗祠，建于北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到南宋，莆田林氏“建先祠”，“置祭产”。（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十二)建阳陈氏家族的祠堂，始筑于元代。各地大规模营造祠堂，则在明清两代。此时入闽各家族经过长期发展和繁衍，族众日益增多，家族为团结族人大兴土木，故一时建祠之风盛行。据清初《光泽县志》载，当地“从前各族宗祠无几，近数十年，凡聚族而居者，城乡多各建祠。春秋祭祀，序昭穆，崇功德，敬老尊贤，颇有追远睦族遗意。”

二、明堂

明堂，作为最独特的礼制性建筑，是中国先秦时帝王会见诸侯、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原来是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后来衍生成诸多礼制功能的综合体，“礼”的理想模式在明堂建筑中有充分的体现。另据文献记载，明堂创始于黄帝，夏代叫“世室”，商代叫“重屋”，周代才叫“明堂”。古代文化的中心在宗教，而明堂则是以宗教为中心，集宗教、政事、教化为一体的所在，是古代最高统治者的“大本营”。清代学者阮元在《明堂论》中说：“明堂，是天子居住的地方。天子在这里祭祀上帝和祖先，在这里举行养老尊贤的典礼，在这里举行宴飨、射箭比赛、献俘等仪式，在这里颁布教化、发布政令，在这里朝见四方诸侯。”商周以后，明堂的职能渐渐发生分化，主要是天子祭天祀祖的所在，实际上就是皇家教堂。能在明堂与上帝一起共享祭祀的先祖，自然是最受后世尊崇的帝王。例如，西周是周文王，西汉是汉高祖。

儒家经典对明堂的建筑模式没有明确记载，所以后代聚讼纷纭。汉武帝封禅泰山后，想仿照古代传统修建明堂，却无人能说清其具体样式。于是方士公玉带献上了一张黄帝时期的明堂图：有一宫殿，四面无壁，以茅草为盖，四周环水。汉武帝就照这张图，修建了汉家明堂。但据后人考证，这张黄帝明堂图是公玉带伪造的。尽管如此，汉代以后历代王朝所建明堂，基本上沿袭了这一模式，即宫殿上圆下方，四周环水。这在古代有着神秘的象征意义。东汉桓谭解释说：“天称明，所以命名曰明堂。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历代所建明堂，以唐朝武则天在东都洛阳所建最为壮观，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广三百尺，号称“万象神宫”，是中国古代最宏伟的木结构建筑之一。

三、陵墓建筑

陵墓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人基于人死而灵魂不灭的观念，普遍重视丧葬，因此，无论任何阶层对陵墓皆精心构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陵墓建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举世罕见的、庞大的古代帝、后墓群；且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陵墓建筑逐步与绘画、书法、雕刻等诸艺术门派融为一体，成为反映多种艺术成就的综合体。这些陵墓建筑，一般都是利用自然地形，靠山而建；也有少数建造在平原上。中国陵园的布局大都是四周筑墙，四面开门，四角建造角楼。陵前建有甬道，甬道两侧有石人、石兽雕像，陵园内松柏苍翠、树木森森，给人肃穆、宁静之感。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骊山北麓的秦始皇陵是中国最著名的陵墓，建于2000多年前。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就是守卫这座陵墓的“部队”。秦始皇兵马俑气势恢弘、雕塑和制作工艺高超，于198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曾这样评价：那些环绕在秦始皇陵墓周围的著名陶俑形态各异，连同他们的战马战车和武器，都是现实主义的完美杰作，同时也保留了极高的历史价值。明朝皇帝的陵墓主要在北京的昌平，即十三陵，为明代定都北京后13位皇帝的陵墓群。明十三陵规模宏伟壮丽，景色苍秀，气势雄阔，是国内现存最集中、最完整的陵园建筑群。其中规模最宏伟的是长陵（明成祖朱棣）和定陵（明神宗朱翊钧）。经挖掘发现，定陵地宫的石拱结构坚实，四周排水设备良好，积水极少，石拱无一塌陷，这充分展示了中国古人建造地下建筑的高超技术。

四、朝、堂

朝是宫城中帝王进行政务活动和礼仪庆典的行政区,在于显示帝王的唯我独尊，皇权得到统一天下及封建统治的江山永固，所以也泛指朝廷。堂是渗透在宅第中的礼制性空间，是传统宅第空间布局的核心和重点，家庭中的敬神祭祖、宾客相见、婚丧大典、节庆宴饮都在这里举行，即民居中的堂屋。

五、阙、华表、牌坊

阙，一方面起着“标表”的作用，用来标示建筑组群的隆重性质和等级名分，另一方面起着强化威仪的作用，其有效地渲染建筑组群入口和神道的壮观气势，唐宋以后演化成宫廷广场的礼制性门楼。我国古代著名的阙以汉阙最为多见。华表是古代宫殿、陵墓等大型建筑物前面做装饰用的巨大石柱，是中国一种传统的建筑形式。相传华表是部落时代的一种图腾标志，古称“桓表”，也称为神道柱、石望柱、表、标、碣等。华表一般由底座，蟠龙柱，承露盘和其上的蹲兽犼组成。柱身多雕刻龙凤等图案，上部横插着雕花的石板。华表是一种标志性建筑，已经成为中国的象征之一。相传尧时立木牌于交通要道，供人书写谏言，针砭时弊。远古的华表皆为木制，东汉时期开始使用石柱作华表，华表的作用已经消失了，成为竖立在宫殿、桥梁、陵墓等前的大柱。华表通常由汉白玉雕成，华表的底座通常呈方形，是莲花座或须弥座，上面雕刻有龙的图案，蟠龙柱上雕刻一只蟠龙盘于柱上，并饰有流云纹；上端横插一云板，称为诽谤木；石柱顶上有一承露盘，呈圆形，因此对应天圆地方，上面的蹲兽为传说中的神兽朝天吼，或称为望天、犼。

牌坊，汉族特色建筑文化之一。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也有一些宫观寺庙以牌坊作为山门的，还有的是用来标明地名的。又名牌楼，为门洞式纪念性建筑物，宣扬封建礼教，标榜功德。牌坊也是祠堂的附属建筑物，昭示家族先人的高尚美德和丰功伟绩，兼有祭祖的功能。牌坊是古代官方的称呼，老百姓俗称它为牌楼。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牌坊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诗·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由此可以推断，"衡门"至迟在春秋中叶即已出现。衡门是以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的结构存在的，旧称"衡门"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牌坊的老祖宗。其实牌坊与牌楼是有显著区别的，牌坊没有"楼"的构造，即没有斗拱和屋顶，而牌楼有屋顶，它有更大的烘托气氛。但是由于它们都是我国古代用于表彰、纪念、装饰、标识和导向的一种建筑物，而且又多建于宫苑、寺观、陵墓、祠堂、衙署和街道路口等地方，再加上长期以来老百姓对"坊"、"楼"的概念不清，所以到最后两者成为一个互通的称谓了。

唐代，我国城市都采用里坊制，城内被纵横交错的棋盘式道路划分成若干块方形居民区，这些居民区，唐代称为"坊"。坊是居民居住区的基本单位，"坊"与"坊"之间有墙相隔，坊墙中央设有门，以便通行，称为坊门。后来因为门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就只剩下现在这种形式，于是百姓逐渐地称这种坊门为牌坊。2100433B

“礼”（祭祀类的）起源于原始宗教，是由原始宗教的祭祀礼仪发展而来的。这种原始的以祭祀为特征的“礼”,逐渐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制式：礼制。自中国产生儒家思想以来，几近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上，“礼（礼制）”一直是含蓄的，深沉的，神秘的。礼既是规定天人关系、人伦关系、统治秩序的法规，也是制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生活行为、思想情操的规范。

“礼”为中国古代“六艺”之一，并集中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的天人关系、阶级和等级关系、人伦关系、行为准则等，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系封建统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能够体现这一宗法礼制的建筑就称为礼制建筑。例如为“祭祀”而设的郊丘、宗庙、社稷、明堂辟雍等就均属“礼制建筑”之列。此外，在建筑布局上，因“礼”而产生的建筑元素，诸如阙楼、钟楼、鼓楼、肺石、华表等等亦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些项目，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被看作布置上所需要的“礼器”。

大屠杀纪念碑林

综观国外新近建成或者竞标成功的一些纪念性建筑，可以发现其设计的意念大多渐渐从对战争的颂扬转为纪念无数逝去的生命，而在设计手法上，也呈现出"不平衡、破碎、数字、平静"等特质共构的现象。

现时正在兴建的大型纪念建筑是位于德国柏林市中心的"大屠杀纪念碑林"。这一耗资据称达2600万欧元的纪念建筑，由美国建筑师彼得·艾森曼设计，旨在纪念600万二战中死难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林"是由2752根长短不一的灰色混凝土碑柱组成，碑柱的高度从0.5米到4.5米不等，远观如一片迷宫，近看则仿如一大片墓地。身为犹太人的后裔，艾森曼所追求的"墓地效果"，采取哲学意境，以数字作为纪念手段，让观者在一片清肃气氛中仿佛回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体验犹太受难者的苦难。在碑林的底下，是一座1500平方米的地下"信息中心"，人们可以通过先进的多媒体，回顾二战期间纳粹德国针对犹太民族的血腥屠杀。

同样在柏林，同样为纪念犹太人的建筑，早已建成的柏林犹太博物馆每日观者如潮。它历经10年才得以建成，由成功中标纽约新世贸中心重建方案的美籍建筑师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于1988年设计。当时李伯斯金觉得有一种使命的驱策，恍如灵怪驱使设计出惊世骇俗的作品。与艾森曼一样，他也是曾经深受迫害的犹太人的后裔。

柏林犹太博物馆被誉为柏林最不平凡也最有张力的一栋建筑，有着非凡的影响力。1999年博物馆完成时，在内部尚未开始任何展览的空无状态下，2年内就吸引了超过30万人次的朝圣者。

它整体造型看上去有点像纳粹时期强迫犹太人戴上的六角星标志，而这个爆裂残断的大卫星，他解释一方面是具体的物象，另一方面显现强烈的象征意义：犹太人和文化的被摧毁。

"不平衡、破碎、数字、平静"等特质在柏林犹太博物馆均有体现。它没有专门设计的入口，参观者必须要从另外的旧博物馆--巴洛克红顶古典建筑的正门进入，再由通往地底的楼梯、隧道到达犹太博物馆。在建筑所构筑的奇异空间之中，有三条线贯穿其中。一条通往以锐角歪斜组合的展览空间，黑色部分为核心的封闭天井，白色部分为展览空间。另一条轴线通往室外的霍夫曼公园，由倾斜的不垂直于地面的49根混凝土方柱组成，步入其中，由于斜坡地面及不垂直的空间感觉，使人感到头昏目眩，步履艰难。49根柱子中，其中48根（这个数字代表以色列建国的年代）柱内填进柏林的土，最中间一根则填入来自耶路撒冷的土壤，上方种着细叶的油柳。每根柱子顶上种植一棵树木，表示犹太人生根于国外，充满着新生的希望。第三条轴线直通神圣塔，是一个高二十多米的黑色烟囱式的空间，里面仅有的光线和可听到的人声、车声，只从有限的缝隙透进来，那种只能感受却无法参与外界生活的被隔离、被世上排除的体验，是这个"空"间最强烈的效应。

二战纪念广场位于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之间，是一块占地约3公顷的椭圆形花岗岩平台。这一纪念广场的特色在于区隔为欧洲区、亚洲区、太平洋区与美国本土区。在美国本土区，56根花岗岩柱子环绕一个池塘，分别代表二战时期美国的各个州及所属领地。两个相对而立的拱形门分别刻着"太平洋"和"大西洋"字样，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战区。一面石墙上雕刻着4000颗金色星星，代表着40多万美国阵亡将士。有人不留情地批评，这些纪念区侧重的是重回当年的情景，而非纪念性建筑所追求的平静，另外分区的做法使得各区有比拼人气之嫌。

相比于现时在建或者新近建成的纪念性建筑，比较成功地获得大家共同认定的其实有一座由华裔设计师林璎设计的"越南战争纪念碑"。这座1982年揭幕的倒"V"字型纪念碑，深深嵌入华盛顿的土地，墙壁是简洁深黑的花岗岩，在两面墙翼交界处的右侧顶端刻着第一位阵亡战士牺牲的日子，碑身上按阵亡时间顺序刻着在越战中死去的战士的名字。作为一个富有东方艺术气息的纪念碑，它每年吸引200多万美国人到华盛顿驻足、参观。而多年来，有关它的无数文章和评论是其它纪念碑所不及的。每一个参观者在这里找到一种与死神之间的妥协，而死亡终究是一种属于个体的经历。环抱于纪念碑内的宁静空间则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在这里细数和沉思，产生一种无言的回响。人们评价它是如此的与众不同，没有一点雷同的痕迹，而且没有一个特别的形态，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你面前的只有战争、死亡和生存。

纪念性建筑一方面有着宽广的建筑上的意念可供实验，另一方面最终要落在能给人以悸动、让参观者在迂回之间得到一种感悟的实际功能上。从这一点上说，纪念性建筑的设计主体在人，而非政治，这一点渐渐为建筑界所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