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子

车轮的前身是制陶用的轮子（请参考：陶轮），古人用它可以成批制作陶器，这是人类最早的工艺品和容器。最简单的陶轮只需一对盘形的车轮，轮盘之间装一根轴，轴直立竖放；陶工一面用脚旋转下面的轮盘，一面用手将柔软的粘土置于上面的轮盘中，塑捏成形。

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轮子只是一些圆形的板，和轴牢牢地钉在一起。到公元前3000年时，已将轴装到手推车上，轮子不直接和车身相连。以后不久，又出现了装有轮辐的车轮。这种原始的手推车虽然笨拙得很，但比从前一直使用的人的肩膀和驮兽（通常是驴子）要好得多。

车轮还很早就用于制造战车。这种战车先是用来冲入敌阵，迫使敌人溃散；后来又当作战台使用，战车兵可以站在战车上朝敌人掷标枪，杀死敌人。

轮是以圆形的物体造成的一种拥有一定用途的器具。透过滚动，轮可以大为减少磨擦。如果配上轴，即成为车的最主要构成部份。轮在交通运输中非常有用，是人类的重要发明之一。除了车轮以外，其他圆形的轮还有船轮、飞轮等等。

通常轮子被视做人类最古老、最重要的发明，以至我们经常把它和火的使用相提并论。实际上，人类驯服火的历史超过150万年，而开始使用轮子只有区区六千载光阴。

在掌握锋利而坚固的工具以前，人类是不可能拥有轮式车辆的。用石器工具难以将木头加工成合适的圆柱形，更不必说复杂到带辐条的轮子了。所以，车轮的出现只能是青铜时代以后的事情。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曾断言：凡使用轮车的民族，无一不是直接间接从巴比伦学来的。美洲的印第安人知道在滚木上拖船，也使用纺轮，又有滚铁环之戏，但以轮行车这个意思始终没有想到。

路威对轮子起源的观点也是大多数考古学家的观点。但新的考古发现往往颠覆陈旧的理论。德国Flintbek巨石墓下的车辙是公元前4800－ 4700年间留下的。在波兰Bronocice发现的带车形图案的罐子被定位在公元前4725年以前，但是对该地层的七次碳-14测年倾向于公元前 4610-4440 年的结论。而近东出现轮式运输工具的最早证据是美国考古学家Baldia在位于叙利亚的晚期Uruk遗址发现的。那里出土了一个带有轮子的模型和“货车” 的壁画。这些东西是先民在距今6400-6500年前留下的。

所以，轮式车辆很可能是在欧洲与出现的，而后才传到近东，或是由东方人再次发明。

以埃及的战车为例。这些战车具有带辐条的车轮，轮上装有坚固的箍，并且车轮用锲子紧紧钉在轴上。车箱、车辕和两副挽具证明了同样的技术。

如果我们想从在埃及战车或罗马战车的创造者那里所看到的那种精细活计探求人类发明带轮车的过程，那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但是，常常有这种情况：能够找到一些制作粗糙的物品，而这些物品就好像是技术之早期阶段的再现。古代最简陋的乡村大车，用两个几乎一英尺厚的圆形木作车轮，是用横断的树干做成的，同时，这些圆形物，或者叫车轮，不是在轴上旋转，而是固定在轴上。车轴安放在特制的木框内，或者是在两块窄木板内，或者是穿在车底上的环孔里，同它的一对轮子一起转动，就像小孩儿的玩具车那样。有趣的是，在条件已经改变的情况下，铁路车辆的制造者们又恢复了这种构造。

在像葡萄牙这样一些国家里，到现在还可以看到轴和车轮一起转动的古典车子。于是可以设想：类似的大车说明，带轮的车是怎样发明的。最初用的是轴，或滚子，是用它们来滚动大石头或其他巨大的重物。我们可以想象，用光滑的树干或圆木做的这类滚子，起初是这样完成的：把它的中间部分削细一些。于是，它就变成了一个两端带着宽圆滚的轴。我们猜想，轴是处在某一种最简陋的梁木架下，并在架下转动的。于是我们就有了一辆最简单的想象中的带轮车。完全可能，类似关于车的第一个概念出现之后，轮就开始单独制造，并把它固定在一个活动的轴上，装上了轮箍。后来，有了轻便的车轮和光滑的轮座，于是车轮就在不动的轴上转动了。当然，所有这些，无非是一种想象，但是，无论如何，它使我们的头脑完全清楚了车的本质。

车轮之所以是一个相对晚出现的发明，是与先民身处的自然环境分不开的。距今一万年前，陆地的大部分都被冰川覆盖。如果那时有什么东西能称得上是“交通工具”的话，这个殊荣非雪橇莫属。在丛林和沙漠中，车轮毫无实用价值——即便出现过，也被密林遮掩下的羊肠小路和滚滚流沙淘汰了。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就没有使用过轮式车辆，有趣的是，他们却制作了大量的有四个轮子的动物泥塑。

再如爱斯基摩人。他们生活在冰天雪地中，不但没有无合适道路，连木材也缺乏。车轮显然没法再这种环境中出现。

在其他地区，轮子最先也不是以运输工具的面目出现的。从公元前2900年的一座匈牙利墓穴中出土的车形陶杯和世界其它地区的文物显示，有轮车辆最早只在仪式和礼仪场合使用。

即便有了车辆，没有合适的畜力也是枉然。缺乏牵动车辆的马匹也是制约阿兹特克人发明车轮的因素之一。远在公元前15000年以前，石器时代的狩猎者就给马匹套上了笼头。那时人类刚刚驯化马不久。

任何简单而意义深远的发明都不是凭空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的，必然有什么现象触发了灵感。正如古人见到水里漂着的木头而想到独木舟一样，车轮的发明也可能是受到了一些自然物的启发。《淮南子》中说我们的祖先“见飞蓬转而知为车”。“飞蓬”是一种草，其茎高尺许，叶片大，根系入土浅。一有大风，很容易被连根拔起，随风旋转。古人可能就是受到这个现象的启发，发明了车轮和车轴。与鲁班受锯齿草的启发而发明锯子的传说一样，这种说法很可能也是一个传说而已。因为轮子在自然界是有原型的。

原始民族曾经普遍地崇拜过天空中的日月。古人一定认为它们拥有最完美的外形——直到古希腊时代，哲学家柏拉图也还认为球体是最完美的形式。也许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在制作器具时很自然地会模仿太阳和月亮的形状。当他们偶然发现制成的圆盘状物体可以在转动中保持形状不变时，他们就有兴趣进一步发掘它的用途。

也许车轮的最伟大作用是使人可以搬动大大超过自身重量的物体。

在陶轮上制作陶器轮子最普遍的用途是运输。在车轮发明以前，古人要借助滑撬搬运重物。最简单的滑撬就是一个斜面，复杂一些的还会在重物下垫几根滚杠——古埃及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把巨大的石料堆成金字塔的。虽然古埃及人更应该受滚杠的启发而发明车轮，但最早使用车轮的却不是古埃及人。

车轮使用促成的技术进步与相应的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相伴而行。人口的增长使某些村落得以发展为由新的宗教显贵及后来的军事首领和行政首脑统治的城市。城市的出现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农业生产率增长使食物有了剩余，能够供养新产生的祭司阶级、士兵和官吏。这一发展过程不是突然的或单方面的。近来有不少人展开争论：究竟是技术变革决定制度变革，还是制度变革决定技术变革？这使人联想起关于人类进化的一个早期阶段的争论：是否先有了人的大脑，然后才创造出人类文化，包括语言和工具制造？现在大家已一致同意，前者与后者相互作用，语言和工具制造是大脑发展的原因，也是大脑发展的结果。看来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也是如此，先是相互作用，最后促使城市革命和文明到来。新石器时代的耕种者向居统治地位的显贵们提供剩余物品，从而由部落成员转为农民，并不是由于他们从某个时候起同意这样做，或被迫这样做；相反，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