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阁

一 引言

楼阁是我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类型之一。相对单层屋而言，楼阁建筑技术最为复杂，研究意义重大。

我国楼阁起源甚早。石璋如先生的《殷代地上建筑复原的第二例》认为，“乙二十一基址地上建筑的部分是一座二层楼房……有楼梯可攀登”，并推想其西边建筑与之相同。“这两座建筑……下面以便稽查，上面以便瞭望之用”。

汉代楼阁建筑文献丰富[1]，并有市楼（及旗亭）、城楼、碉楼、角楼、谯楼及宅院楼阁等类型（表1）。四川出土的一些东汉残碑（“分书”），如《郑子真宅舍残碑》云：“故潘盖楼舍并二区，十一（缺）。故吕子近楼一区，五万。故象楼舍一区，二万五千。（缺）扶母舍一区，万二千。（缺）凤楼一区，三万。（缺）车舍一区，万。（缺）奉楼一区，二万……”[2]等，可见楼阁之众。

汉代楼阁类型举例（表1）

《论衡·道虚》曰：“为道学仙之人，能先生数寸之毛羽，从地自奋，升楼台之陛，乃可谓升天。”这应是公孙卿对武帝言“仙人好楼居”，而武帝作“飞廉馆”、“通天台”之渊源[3]。

楼阁建筑技术关键在于上下层梁柱之间的架构方式。宋《营造法式》云：“凡平坐铺作，若叉柱造，即每角用栌斗一枚，其柱根叉于栌斗之上。若缠柱造，即每角于柱外普拍枋上安栌斗三枚。”重点指出了叉柱造、缠柱造两种不同的架构形式。

目前，有关叉柱造研究论著较多[4]（表2）。已有学者对缠柱造重新诠释[5]，并对我国古代楼阁建筑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拟从出土文物资料，对汉代楼阁建筑技术进行探讨。

二 考古资料中的汉代楼阁

两汉时期的各地豪强纷纷建立楼橹，作生产、警戒、游赏之用。出土的建筑明器、壁画[6]、帛画[7]、画像砖石等中，汉代楼阁建筑资料甚众[8]。河南、河北、山西、广东、山东、四川、甘肃等地考古发掘了大量的陶楼，中有高达五层或七层者（河南荥阳出土的可能是七层的陶仓楼[9]）。而河北阜城桑庄东汉墓出土的陶楼，可为汉代陶楼建筑明器的典型代表之一[10]（图1）。

▲图1 陶楼《文物》1990年第1期第22页图20

陶楼通高2.16米，5层，每层均有腰檐、平坐、栏杆。第4层以下的每层腰檐、平坐较高，似有结构夹层（与后世应县木塔、独乐寺观音阁等类似），故其内部空间可分9层。

陶楼底部为长方形基座，似为两层台基。正面中央为斜坡漫道，上面刻划出似用长条砖平铺的形式（此法后世较常见，即礓磋），漫道两侧及中央刻画扶手栏杆。

门楼居中，位于斜坡漫道之上，耸立于基座中央。悬山顶，均布瓦陇，卷云纹圆瓦当。瓦陇上相向饰二鸟，作翼欲飞。檐下大门两扇，有门框，门框正面装饰构件已残。门面饰辅首衔环。背面左右两侧各有—圆形门杠插孔。门高0.153、宽0.104米，门楼进深0.068米。

第1层陶楼正面下部有一长方形空罅（应为窗）。空罅左侧似饰箭囊，上部两边缘切成半圆形，下部突出乳状纽。空罅两侧各有一盾牌，盾牌下方有两付弩，两侧各有—弓。

陶楼底部四角各45°缝上挑出丁头栱（插栱），出二跳（这种多层插栱出挑形式，在贵州、福建、浙江，尤其西藏、青海等地土木混合建筑中常见），承一斗二升，再上承托两面三层较细的仿小方木垒砌成的斗栱，其上为3根支条与斗栱垂直，构成转角铺作，用来支撑平坐以上部分。

陶楼中部有平坐，卧棂栏杆，栏杆每边都有10根望（蜀）柱，无柱头。夹层两侧镂空长方菱形格子窗，中央立一俑，戴冠，双手扶栏杆，身体掩在内，头露栏杆外。格子窗内还套有—层，其结构是中部镂空成长方菱形格子窗，两侧各置一束腰状盾牌。楼身四面有檐，均布瓦陇，卷云纹圆瓦当，前部饰5个芭蕉叶形瓦钉，两侧各卧一鸟，扬首翘尾。顶檐的四角垂脊至前端翘起为脊饰。

第1层陶楼背面结构和装饰，与正面基本相同，仅盾牌两侧无弓。左、右侧面与正面有不同处，其下半部中央镂空成长方菱形格子窗，无罅。窗两侧各有—盾牌，下方有弩—付。夹层外部与正面相同，内层只在中间开—长方形空罅，无窗。空罅左侧为二弩，右侧为一盾牌。

▲图2 浙江龙泉大窑村某民居

第2层陶楼位于第l层檐上，下为平坐，其下部四周用浮雕面砖镶嵌成菱形编环纹装饰。平坐之上为卧棂栏杆，栏杆每边有10根望柱（4根有塔形柱头）。栏杆四角各蹲—鸟。栏杆以上结构与第l层大体相同，所不同者是四角丁头栱下有栌斗，平盘斗转45°。夹层平坐之上只在四面中部有—段卧棂栏杆，栏杆中立—俑其造型与第1层同。

夹层的内层四面均无窗，只在中央开一长方形空罅，左、右侧各有一付弩、一束腰状盾牌。转角斗栱45°缝挑出斗栱，散（平盘）斗扭转45°支承两方向的斗栱（日本谓之“鬼斗”），笔者在浙江龙泉大窑村一处明清时期住宅中，有类似发现（图2）。

只不过前者出现于阳角，后者用于阴角。并且，此斗栱栌斗下，使用“Τ”字形组合的两块挑板，我们称其上的横板为斗底枋（功能类似于普拍枋），用以增加受力面积，这是穿枋与斗栱交接时常用的方法，应与建筑明器中支撑斗栱的挑梁形式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类似做法，在今浙江新昌的一些地方，多有所见（图3）。

▲图3 浙江新昌某地民居

第3层陶楼结构、装饰技艺与第2层同。

第4层陶楼结构、装饰与第2层也基本相同。仅夹层背面栏杆内的俑非站立，而是蹲坐在栏杆上，身体向后倾斜，双手执锣槌。其檐上装饰与第2、3层稍有不同。垂脊中部饰较大的芭蕉叶形瓦钉，更富装饰性。四面瓦陇上蹲三鸟，中间垂首，两边昂头向上。

第5层为顶层，间阔收进，结构与下部4层不同。第4层檐上部即为平坐栏杆，四角各饰狮子头像和—立柱，柱上为—斗二升斗栱，其上承三层较细的仿小方木成叠的斗栱，此斗栱承檐。顶檐的四面檐下中央，各置一圆警锣。

楼四阿顶，正脊短（是隋唐之前庑殿顶古建的普遍特征），垂脊到前端翘起，略具脊饰。均布瓦陇，卷云纹圆瓦当。四面瓦陇两侧各卧一鸟，两鸟之间及垂脊中部均有芭蕉叶形瓦钉饰。

整个陶楼第1层至第4层上下一般粗，主体似应采用上下对位的通柱；其平坐缠绕在主体建筑四周，与后世缠柱造应存在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当然，毕竟是明器，仅能推测）。

▲图4 云梦癞痢墩一号墓楼阁宅院 《考古》1984年第7期第609页图2

下为夯土、上为木构的汉代陶楼明器，也有发现[11]。又如湖北云梦癞痢墩一号墓出土的楼阁宅院，楼阁分为前后二座（图4）[12]。

前面陶楼上层正面、两个侧面等三面开窗、门较大，几乎占据了整个开间，其承重构架显然应为木构。其下层正面开三窗，较开敞；侧面各开一窗，相对较封闭；这部分楼阁似为木构。

后面楼阁开窗少且小，楼阁侧面、背面极封闭。前楼内部楼面开口，搁置活动楼梯，楼阁平面图类似于现代建筑，应可说明内部无夯土墩（可能有夯土承重墙）。

虽然其上部二、三层外观较封闭，但内部构架应为木构。因此，整座楼阁结构属于夯土与木构混合体系，类于现在的福建土楼、西藏雕楼等（图5）。

▲图5 夏鲁寺平剖面图示意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第89页图3—1

再如，陕西勉县老道寺汉墓出土的陶楼[13]，顶层正面两角檐下墙角出挑枋，其上各安斗栱，栱上替木直接承托檐角（图6）。其楼面开口安梯，以供上下。整个宅院建筑的下层均极封闭，应夯筑而成。右厢楼阁上部，是由下层伸出的挑梁上安斗栱，逐步挑出二、三层栱，支承挑出的上层墙体。

▲图6 陕西勉县老道寺陶楼厢房 《考古》1985年第5期第434页

这种建筑内部采用楼梯上下的情况，汉代建筑遗址可为佐证。如居延金关遗址左侧楼橹内有通橹顶的土坯台阶，右侧楼橹内有一隔墙[14]。而由夯土墙体直接挑出木构件的方式，现今各地均有所见（图7），为西藏、青海等地楼阁建筑常用之法。

▲图7 四川涪陵酒店乡某宅

三 汉代楼阁建筑技术初探

各地出土的众多陶楼明器表明，汉代多层木架建筑已较为普及，大木构架已达到相当的水平。陈明达先生认为，汉时的楼房建筑可能还是穿逗或抬梁构架的形式。当然，楼阁建筑属于一种构架方式，这种构架的划分除考虑屋架形式外，还应联系上下层之间的架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上下柱之间的关系，如叠柱（或对位，或不对位，叉柱属于其一）、通柱（或整柱，或接柱，缠柱属于其一）等。

河南三门峡刘家渠出土的三层陶楼，四川成都羊子山画像砖中的望楼，底层都可看到楼梯，檐下斗栱与柱枋搭交，说明它们是独立的木构建筑。羊子山画像砖中的望楼，图示非为通柱，每层分别立柱，采用纵横搭交的木枋做出楼层，与唐宋楼阁较相似。木构架体系发展到东汉已较为成熟，楼阁、殿堂、回廊、阙楼、仓廪、桥梁等类型都已出现[15]。

汉代陶楼显示出此时的平坐应以梁柱直接交接为主，虽有层叠的木枋，如汉阙、明器等所示，但尚未发展为空间结构层，这与唐宋发展成熟的平坐层，如应县木塔、蓟县独乐寺观音阁、隆兴寺转轮藏殿、善化寺普贤阁等不是同样的概念；也与元代以后逐渐增多的直接交接的梁柱式构架，有所区别。因平坐本身的前后技术水平，也有发展。

众多资料表明，汉代楼阁建筑技术多样，叉（叠）柱造（表2）、通柱造（缠柱造应为其表现方式之一，表3）等木构架形式并存。

类似“叉柱造”汉代陶楼举例（表2）

类似“通柱造”汉代陶楼举例（表3）

如徐州九里山汉墓出土的陶仓楼，四壁彩绘立柱斗栱，上层立柱远出下层之外[16]；四川出土的汉画像砖有类似画面[17]。

这样上下柱不对位的汉代陶楼建筑明器等资料较多：四川牧马山东汉崖墓出土的陶楼[18]，下为四柱支撑，柱顶承木枋，枋上为间距均匀、垂直搁置的梁枋，再上又为木枋（或木板）；上下木柱错位，且柱径相差甚巨、错位较大（图8）。这种木构架方式，在云贵高原较为多见（图9）。

陈明达先生通过研究汉阙构架技术，认为上层柱是叉立在下层柱之上。因此，它们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上下柱不对位的梁柱式木构架体系的存在。

▲图8陶楼 《考古》1959.8图版6-3

与此同时，在汉代绘画、画像砖石、建筑明器等资料中，上下柱对位的梁柱式木构架体系也大量存在。

资料表明，汉代楼阁屋檐与平坐形式较多。或下层无平坐但顶层有平坐；或中间有平坐而上层没有；或逐层均用屋檐、平坐；或只用屋檐不用平坐；或逐层相间用屋檐、平坐；或四面有屋檐而平坐只用三面、二面，甚或仅有一面；或楼阁数层却只有一层屋檐等丰富多彩。

▲图9阁楼做法-《桂北民间建筑·村寨》p40

平坐做法亦然。或有斗栱承托，与下层屋檐存在一定间隙；或由楼阁主体直接伸出，下无明显的支撑；或由楼阁主体伸出，其下又有站立的瑞兽承托；或采用挑梁由楼阁主体挑出；或直接与下层屋檐相接；或为斜撑支撑（表4）等。

承托屋檐或平坐的斗栱形式也极多样。或从主体建筑两面分别伸出挑梁，其上承斗栱；或在主体建筑角部转过45°伸出挑梁，其上承斗栱；或挑出华栱，形式有直栱、曲栱；或利用斜撑等。

出现斜撑汉代陶楼明器举例（表4）

四 结论

综上所述，由于升仙、享乐思想的存在，更因战乱时期征战、防御的需要，两汉时期楼阁建筑蔚然兴起，楼阁建筑技术得到极大发展。而楼阁的技术关键在于上下柱之间的关系，除通柱（梁柱）作外，上下柱之关系往往又与斗栱、平坐息息相关。

因汉代斗栱形式不一、造型丰富，故斗栱与承重构架体系之关系多样。与此同时，汉代楼阁平坐造型多彩，其与楼阁上下层柱之关系复杂多变。因之，汉代楼阁建筑技术丰富，后世所谓之叉柱造、通柱（即梁柱，缠柱造为其一种，包括接柱）均有。

因之，某种程度而言，虽然尚处于楼阁技术的初级阶段，汉代楼阁构架技术比较起后世来要简单、多样而不统一，更因多方探究，而愈加丰富，造型千变万化。出土的各种汉代文物资料，可得到有力的佐证。

PS：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E0803-50108017）

注释：

[1]“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辇道相属焉”，《史记·孝武本纪》第482页，中华书局1985年10月；“高台层榭，接屋连阁”，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册）第681页，中华书局1998年10 月；“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后汉书·侯览传》第2523页，中华书局1965年5月。

[2]蒙默：《犀浦出土东汉残碑是泐石“资薄”说》，《文物》1980年第4期；张勋燎、刘磐石：《四川郫县东汉残碑的性质和年代》，《文物》1980年第4期。

[3]孙作云：《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画幡考释》，《考古》1973年第1期。

[4]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7卷）第116—117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4月；徐伯安、郭黛姮：《建筑史论文集》（第6辑）第1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8月；陈明达：《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上）第144—149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12月第2版；郭黛姮：《中国古代建筑史》（第3卷）第659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9月；马晓：《中国古代木楼阁》第220页，中华书局2007年4月。

[5]马晓：《附角斗与缠柱造》，《华中建筑》2004年第3期第117页。

[6]关天相、冀刚：《梁山汉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7]傅熹年：《记顾铁符先生复原的马王堆三号墓帛书中的小城图》，《文物》1996年第6期。

[8]周学鹰：《中国汉代楚（彭城）国墓葬建筑及相关问题研究》附录3—5统计表，2000年同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9]张松林：《荥阳魏河村汉代七层陶楼的发现和研究》，《中原文物》1987年第4期。杨焕成：《河南陶建筑明器简述》，《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

[1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阜城桑庄东汉墓发掘报告》，《文物》1990年第1期。

[1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南关159号汉墓的发掘》，《文物》1960年第8—9期第20页图9阙、图4仓房。阙（望楼）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大下小，采用挑梁出挑，挑梁排列整齐，角部呈45°伸出。楼阁下部较封闭，应为夯土。其仓房也应如此。

[12]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癞痢墩一号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7期第609页图2。

[13]郭清华：《陕西勉县老道寺汉墓》，《考古》1985年第5期。

[14]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

[15]祁英涛：《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时代特征》，《文物》1983年第4期。

[16]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九里山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2期第1066页图4。

[17]刘志远：《考古材料所见汉代的四川农业》，《文物》1979年第12期第69页图12《舂米》。

[18]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牧马山灌溉渠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

作者：周学鹰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南京大学中国文化与文物研究所 副所长

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名城古建所 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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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考古与文物》｜转载：建筑历史研究室（daanshu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