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建筑保护与城市更新

保护老建筑或可借鉴开平碉楼经验

珠海三灶一处日军侵华罪行遗迹倒塌，三灶镇历史上最豪华西式洋楼也传出即将被业主拆除建新房，珠海的老建筑保护在近期吸引舆论的关注。据了解，近年来，珠海在保护老建筑方面已有不少举措，但由于资金不足、产权复杂，如何保护好也面临挑战。

珠海目前一等级备选历史建筑超过176处，这些建筑的保护和修复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投入的资金和人力不是小数，如果完全由政府来承担，很难长久地维持下去。加上产权复杂，一些业主已不在本地，能否顺利移交给政府打理还是个问题。一些临危建筑就可能在长时间的争议扯皮中倒塌消失。

像部分产权已归属私人的古老建筑物，不单是珠海存在。在江门开平市，其世界遗产碉楼当初也遇到这个问题。开平碉楼的主人都已移居国外，由于产权不是政府所有，政府要收购过来管理并申报世界遗产，不但资金是一个天文数字，很多业主也不愿意被收购，似乎申报世遗是天方夜谭。但开平政府首创了将华侨物业托付给政府，“产权不变、政府代管”的管理模式。

这种管理模式特点是碉楼的私人产权不变，由业主委托政府维修和管理。政府对碉楼的托管期限是50年，在这期间全部由政府出资来管理和保护，同时也保障相关者的利益，政府大力支持村民开辟农家饭馆、农家旅馆等，为他们带来不菲经济收入。为了解决政府资金不足问题，还通过租赁的形式向社会招募认养人士，该市一千多座碉楼很快“名楼有主”，巨额的资金缺口得到缓解。

政府要激活部分老建筑，首先要与产权人协商签订托管合同，出资修整管理。比如西式洋楼，也可以引入开发商打造旅游文化景点，让其成为文化景观。比如英国就有“一英镑城堡”，政府出租多年无人居住的古堡，只收取象征性的一英镑。这样既利用了民间资金使那些失去人气的城堡免于倾颓，同时又让那些热爱古堡且有经济实力的人得以一圆城堡梦。厦门的鼓浪屿老别墅也实行“认养”，分无偿认养、有偿认养、购买、开发经营等多种模式，这对珠海部分老建筑的保护和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此外，相关部门还可出台规定，除了建筑物外，内部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器械、家具、衣物、字画、雕塑、手稿等相关物件，全部列入保护范围。规定严格限制参观人数，不能造成新的人为破坏。老建筑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是财富，只要保护和开发思路对头，就会焕发新的光采。

别等老建筑受伤了再来谈保护

外滩百年建筑被“刷脸”事件，以责成肇事企业负责修复并罚款50万元而告终。余音未消，浦东一座400余年历史的古桥御界桥日前被曝在工地施工中“消失”，随后被发现分成8块躺在开发商草坪上。

尽管御界桥所在工地的开发商辟谣称，桥面是被“提前迁移保护”，但开发商擅自将桥面与桥墩分开迁移，已经有违历史建筑保护的相关规定。而监管部门的介入干预，多少也有些力有不逮——古桥最初的不翼而飞，他们“并不知情”;当早先确立的“整体迁移”方案被轻易颠覆，后续的保护只有自求多福。

当然，比起许多在“并不知情”下受了重伤甚至“不见了”的老建筑，浦东的古桥已算幸运——就在5月，杨浦腾越路上的“不可移动文物”英商班达蛋行，被工人拆得一干二净;同样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的杨浦区妇幼保健院旧址上的百年老建筑，也难逃“误拆”之命……在这个时代，承载着独特记忆的历史保护建筑，似乎正面临一场保护危机。

历史建筑之于一座城市的意义，本来无需反复赘述。一栋有独特故事的老建筑或一个有特殊风貌的街区，都可能意味着一座城市的“根”与“魂”;城市的建设、发展、更新与改造，都需要牢守历史根基，并且经受历史检验。在历史风貌和历史建筑保护方面，上海并不是一个善于遗忘的城市，这些年上海也曾有过斐然的成绩。高层的多次强调，专家学者、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都旨在让历史建筑得到充分保护，进而为这座城市提供绵延不断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财富。

但时下频现的风波，显然折射出无尽的尴尬。与一些人不遗余力的努力相比，全社会对于历史建筑保护远未形成共识和自觉。

如果对近期的“老建筑风波”略加梳理，往往能找到一条相似的行进逻辑：“热心人士”报料—媒体干预—专家呼吁—政府部门出面表态—肇事者受命整改。对那些旧城改造和开发地块中的濒危建筑而言，这样的逻辑尤其清晰。待事件在舆论场充分发酵，相关方面再行介入总显得姗姗来迟，即便建筑本体暂时“免于一死”，内中风貌也可能早已不复当初，留下永久缺憾。

“受伤”之后再谈保护，显然为时已晚。问题是，为什么保护总是姗姗来迟，而一些涉事者谈及保护时总是遮遮掩掩?耐人寻味的是，近期多起老建筑受损事件，当事人或相关方都有“不知情”的说辞——肇事者“不知道”这座建筑不能动，监管者“不知道”这座建筑被动了。且不论其是真不知情还是佯装不知，即便当真，也暴露出相关方对历史建筑保护的无意识。也许在不少人看来，一栋老楼的经济价值，其重要性怎能敌过一次声势浩大的土地开发?

一些当事人漫不经心的回应，足以佐证这样的揣测并非臆断。比起一两次物理上的破坏，这样的心态更为教人悲哀。显然，这还不只是施以严法就能解决的——需要说明的是，历史建筑保护的法律约束至今相对薄弱，针对破坏行为的惩戒措施远远无法充抵恶劣的后果，是纵容一些人对老建筑有恃无恐的重要因素。而即使有法，连明文规定的“不可移动文物”都可以被“误拆”，相关主体法治意识的淡漠程度可见一斑。但对一座以品质为目标、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城市而言，“法”只是一切行为的“底线”，并不是“上限”。遵法的前提之下，还要有更多更高层面的自觉。

就历史建筑保护，市领导早就明确强调：上海要保护的“不仅仅是已经纳入历史建筑保护名录的老建筑，还有那些体现上海特色、承载上海城市记忆、应该留住的老建筑，尤其是成片保护”;而当前为保护老建筑或许在经济上、精力上会付出很多，“但我们的下一代会得到更多、我们这座城市会得到更多”。所有的城市管理者、建设者和参与者，都应当秉持这样的观念。“历史会证明这一点”;而今天我们的一切选择和决定，都将接受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