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名词：张永和的作文本内容介绍

建筑师 张永和

在张永和看来，建筑最大的魅力是“想象一个空间，自己能进去。”

等候张永和先生之际，他的夫人鲁力佳老师，也是1993年非常建筑成立时的另一位创始人，带我们重看了一遍那四个小字，“成立之初就这么设计的，不过那时是平面的，搬到这里后做了凹凸的处理。”可不，再仔细看，凸出部分正是FCJZ—“F”是“非”右侧下方部分;“C”是“常”里少了一竖的“口”;“J”是“建”的左侧结构;“Z”是“竹”字头下的左侧结构—“非常建筑”的四个英文首写字母，正好嵌到这四个汉字的结构中，着实奇思妙想。

温文尔雅、说话间常带着老北京儿化音的张永和，与建筑结缘之路也堪称中西合璧。1956年，他出生于北京，父亲是人称“设计了半个北京城”的张开济，作品有天安门观礼台、钓鱼台国宾馆等。30年前，别人提起他也许会说：这是张开济的儿子。而今天人们讲起他，会说他是“中国当代建筑之父”。

张永和1977年考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现东南大学建筑学院)，1981年赴美留学。1986年荣获日本新建筑国际住宅设计竞赛一等奖第一名。1989年成为美国注册建筑师。2005年9月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系主任。2010年参演《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他也是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首位中国评委。

“我盖个房子想进去看、进去住，那是最大的动力。”他认为，建筑关心的是人的生活，会起到引领生活的作用，建筑师在构思时会“想象它跟今天过的生活不太一样。”

非常建筑办公地的改造，就因地制宜地注入了生活的气息。去年从圆明园旧办公地迁来时，这里是老式办公楼的常规的一层，中间是黑暗、狭长的走廊，两边是办公室。走廊两侧承重墙不能打，张永和团队设计将黑走廊改造成亮堂公共空间，兼具开会、就餐、聊天、待客、形象展示、服装走秀功能，还不妨碍员工继续走路。

张永和还曾给用友软件园I号研发中心设计过办公楼。他发现程序员常加班，因此设计的第一个目的是“让人多出来走动”。但这不能靠嚷嚷，只能用设计让人愿意出来。他参考了北京四合院的原理，提供了接近大自然的环境，结果程序员们真的愿意多出来散步、做操。

最近张永和在建的房子位于南京。在江北老山山脉和珍珠泉之间的佛手湖畔，24栋风格迥异的建筑散落山中，依地势而建，像自然生长的特殊植物。这也是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实践展永久展区。由于地形复杂，谁被分配在哪个地块，是11年前24位国内外建筑大腕抽签决定。张永和的建筑是“吊脚楼”，今年下半年完工。过去11年间，他曾三易其材，现在使用的是全新材质木芯玻璃钢做结构。新材料的研究是南京工业大学土木学院做的。

提起木芯玻璃钢，张永和像小孩儿一样雀跃：“我拿给你们看”—这种材质还是第一次用在建筑实践中。从办公室小心翼翼捧出的，是一块里面是纹路清晰的木头、外面包了层平滑光亮材质的样品，捧在手里感觉很轻。

张永和介绍，建筑材质轻的好处是“省资源，地基也减了，运输也轻了。一个东西轻了，就可以少消耗能源。”另外，强度也特别好;两种材料也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木头是易燃的，而外面包的玻璃钢热了之后会坍塌、会熔。现在木头有了外面的玻璃钢包着不会烧;外头这层材料由于有了木头不会坍塌，就可以把它挂住。”

张永和笑言：自己的兴趣爱好多到“泛滥”，除了盖房子他还进行服装设计、舞台设计、做瓷器、写书、画画、做绘本、拍微电影……

不少建筑人兴趣较广，是因为“建筑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你要不关心不理解生活就不太容易做工作。”不过张永和笑言，自己这样的是有些“泛滥”了。记者了解到，除了盖房子，他还进行服装设计、舞台设计、做瓷器、写书、画画、做绘本、拍微电影……

张永和的随笔集《作文本》几年前由三联出版，内行可从中看他怎么搞设计，外行看他的文字和奇思妙想，了解建筑师的构思方式。最近《作文本》的姊妹书《图画本》也出版了。

微电影拍过三部：《影捉影》、《小侦探》和《第三警察局》。其中《小侦探》也有绘本，还在继续画;《第三警察局》是设计制作了来拍的，以爱尔兰作家弗兰·欧布莱恩的小说《第三警察》为源泉创作。

服装设计的品牌叫“1/2”，男装主要由张永和设计，研究所里1名服装设计师，她参与设计，也负责裁、缝，生产则委托给广州“例外”等合作伙伴，销售在北京三里屯“薄荷糯米葱”中国原创设计概念店。最近较火的是款“梁思成西装”。某天张永和读到梁思成给林洙的家书，提到梁为冬季保暖改西装背心，于是他就为胸口怕冷的人设计了这款西装。用色为橙色，理由是“建筑师为啥非得穿得黑乎乎呀?”

张永和微博上被粉丝点赞的还有不少妙想，包括给无印良品设计的榻组合，不同组合能变化出床、沙发、凳子、挂架的功能来。

最近比较有意思的，是将于4月14日在北京世纪坛演出的话剧，非常建筑做舞台和服装设计。剧目是他非常喜欢的魏晋竹林七贤的故事，“跟南京还有些关系。”他笑着说。

剧的内容不会跳出历史，但舞台设计非常与众不同—它不需要剧院，用脚手架就可搭出一个空间，观众围坐在四周看戏，用张永和的话讲，“放农村都能演。”

张永和兴致勃勃地招呼记者看模型—四四方方的，由横竖相间的细高脚手架支撑而起。高处挂着月亮、云朵等布景，还有关押嵇康的监牢、司马家族的屏风……演员上台不要台口，从哪里都可上可下。“这其实不像传统的看戏，观众看到的其实是做戏的过程。”

由此带来的变化可能是，观众和演员的关系更融合无碍，不像以往分处台上台下。而围在四周看戏，“也可以看到另三面观众的反应。”

—“有可能跟自己一样，像自己的投射，也可能与自己的反应完全不同?”

—“没错。”张永和笑眯眯地回答。

“我喜欢血拼，服装设计就跟上街购物差不多，从自己想穿的开始。画画儿，是我从小的喜好。”

“做这么多事，时间怎么分配呢?”对这个问题，张永和先是一如既往慢声细语地回答：“其他事情都做得很慢，主要做设计，反正多少年永远在上班。《小侦探》画也好、写也好，都是周末和晚上。”

“是否每件事都需要设定一个时间目标?”听到这个问题，张永和笑了，“我知道您问这问题的基础，就是把我想象成一种疯狂的、事业型的人，尽管工作时间很长，我其实不是一天到晚地想工作。如果您把那一放下，就全都理解了。人活着为什么啊?说这个有点可怕。其实就是要努力活着高兴，但是并不容易。”在他看来，做这些事儿，就是兴趣。“我喜欢血拼，服装设计就跟上街购物差不多，从自己想穿的开始。画画儿，是我从小的喜好。”当然像从事建筑对专业知识必须熟悉掌握，对材料啊、制作啊，就像建筑中一块砖头啊、一块玻璃啊，都要特别了解，做什么都要认真地学习。

张永和说，他的确花很多时间在做工作，也喜欢这个职业。“可是我一定要做个建筑师吗?我其实也不肯定。”在他看来，有没有职业本不应该成为一个话题，但今天的社会非常功利，给每个人都描绘出一生中每一步都应该干什么的图景。“当然人家表面一看，我完全也跟着那个走，但他无法想象对我来说这里有多少的偶然性。实际上像竹林七贤，真正有独立人格、有自由意志，那个是我最羡慕的人生的基本东西。”

由此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张永和说，今天讲起来，最感谢的是家庭教育的宽松。“我们小时候都是玩啊，家里根本不管。现在你看，小孩学‘六艺’，玩命儿地念书，为什么啊?为了竞争啊。(家长)没想着孩子生活好，都想着要成功啊，其实生活好未必都从成功来的。现在我都没听说过有一个孩子没受今天中国的‘经典教育’，学游泳，学芭蕾，弹钢琴……我都想象不出怎么孩子还有空享受一下童年玩的事，其实那童年玩的事，最帮助发展创造力。”

建筑师 张永和

“开放社区”让张永和产生了狂想：“有一天，全北京市的人，能不能都塞在朝阳区，咱们全都是高楼林立，把别的地方变成花园?”

建筑师张永和住在北京东城区一个封闭式小区。住户刷门禁卡出入若干处院门，没有门禁卡的人想要进小区，哪怕是每天出现的O2O外卖送餐员，都会遭到门岗的盘问。

小区对面是同一个开发商更晚建造的项目，叫当代MOMA。最惹眼的特征是几幢形状各异的高层公寓楼，在五十多米的高度，由悬空的走廊连成一串。建筑师史蒂芬·霍尔和李虎设计的这个项目，最初是开放社区——在公寓楼围起的院落中央，有一家艺术影院和一家设计酒店，一侧是一家幼儿园，它们服务所有人，没道理圈在小区里边。

半空中的连廊在设计里也是对公众开放的，通过独立的电梯，人们可以进入里面的健身会所、美容店或其他商业服务场所，但不可能闯进住户的空间。央视新大楼里，雷姆·库哈斯也设计了一条独立的“游客流线环路”，让公众可以参观这个公立媒体机构的日常工作，又不干扰它的运转。

但是开发商一开始就认为这不靠谱。建筑师的坚持和变通都没奏效，小区还是建了围墙，设了门岗，但门岗很尴尬——要是每个去看电影、住酒店、去餐厅吃饭、接送孩子的非住户都得盘问，那太累了。至少在白天，这个小区基本是随意出入。

“我们这边起码假模假式地拦你。”张永和表示，“增加了这层封闭，给你安全感，你住在这种地方，好像有一个更高的社会地位。”

封闭小区门岗的制服，成了赋予住户“身份感”的重要手段之一，也花样迭出。张永和见过很多的小区和门岗，最逗的是东莞某个早已忘了名字的楼盘，门岗制服完整山寨了英国白金汉宫皇家卫兵的行头，尤其那顶熊皮高帽，特别打眼。

紫禁城就是大院新中国成立后有了小区

Q：“推广街区制，逐步打开封闭小区”，这是否尤其针对北京，因为北京大院最多?

张永和：北京特别有传统。紫禁城是一个封闭的大院子，四合院是小院子，还有佛寺。和尚自力更生，他们就成了独立的小王国，独立的经济，还有菜园子。此外城市是一体的。明朝，在北京的城市格局里，紫禁城是一个洞，还有几个小洞，有几个寺庙。满清政权，游牧民族进城，全都是军队。旗人没法融入汉族的生活，又是供给制，不许自己的军队工作，就建立了旗营，等于又打了一堆洞。

Q：旗营的形式什么样?

张永和：是一个大院，很大。当时的人搭帐篷住，不光是女真民族，蒙古人进城，也有住不惯房子的，在院子里搭毡房。

1949年以后，军队进来，也是供给制，所以这大院，那大院。后来还有政府机构、大学、工厂，用这个机制的特别多，因为管理上需要“单位”，原来几乎每个人都是“单位”的。如果你不属于单位，那就属于“社会闲散人员”，住房管局的房子。

Q：小区的概念在中国是什么时候有的?1949年后马上就有了吗?

张永和：应该是挺快的，1960年代初就有了一些著名的小区，像三里河小区、二里沟小区，可是不完全是封闭的。三里河包括“四部一会”是我爸设计的，有点院落式的。二里沟是华揽洪设计。

大家一般以为是梁思成提出保护旧城，做新城，被上层领导给否定了，这事就没发生。实际上不是。当时的中央是接受了梁思成的建议，而梁思成不是实践建筑师，所以组织了一帮建筑师从二里沟到三里河这一线，盖一个政府的中心，而且在老城外，就是“新北京”。干得如火如荼时，出了“高饶反党集团”。高岗是新北京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自杀了，项目就停了。这完全是偶然的一个事。

Q：原则上今后中国的城市不再建封闭式的社区，这对住宅的设计，会带来什么影响?

张永和：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封闭小区比真的城市街区大很多，一个封闭的住宅区实际上包含若干个街区，城市道路到那里断了，除了基础设施——水电煤气这些管网进去之外，都停在外面了。一旦打开，应该是城市街道穿过去，这种极大的楼群，应该按照一个城市街区的尺度重组。

人为什么住在城里?商业的需要，工作的需要，还有社会性的需求。当你住在小区里，这些需要都变远了。这也带来了和公共交通的关系的弱化。因为公共交通不进社区，大的小区进去后就得狂走，或者停个自行车在院门口。这样可能大家就不愿意坐公共交通，会更多用私人汽车。

中国的城市已经没法走路了

Q：街区的尺度有何标准?

张永和：街区是欧洲的概念。在美国也不完全一样，我不是指纽约，是指休斯敦、洛杉矶这种城市。在欧洲传统上，一个街区的大小大概是50米×50米，到100米×100米。曼哈顿是60×120，长方形，窄边是60，一拐就到了。到了柏林是200米×200米，超级街区，恐怕就没有再大的了。

中国城市开发里最小的地块，能装大院能装小区，是500米×500米，还基本找不到，很少。一般大概是600米×600米起步，大了去了。所以中国的城市，本质上已经没法走路了。

Q：欧洲这种街区尺度怎么形成的?

张永和：就是人走。有一个建筑师比较夸张，卢森堡人，他说一个好的城市，街的两边都是商业，还得是步行街，街的宽度是怎么定呢?你站在马路中间，两边橱窗里的东西都看得清楚。我们在美国，有时眼巴巴看着一个店里的东西喜欢，没地儿停车，你也不能太仔细看，后面车一多喇叭就响了。

Q：中国的社区为什么会这么大?

张永和：第一，经济体制决定的。我为什么不能买100米的地开发?可不但我不能买，小开发商也不能买，得大开发商。这就决定了对这个城市尺度的认识。也不是不能理解，他觉得大开发商有实力，有信用。可能也对，中国的小开发商更不靠谱。

第二，大的开发商，你干半个城，我干半个城，稀里哗啦，新城就起来了。当然，封闭社区本来也受欢迎，但它是更受开发商欢迎，还是消费者欢迎，就不太清楚了，我觉得都有。

Q：中国尤其北京的城市居民，是否本来就不那么在意街道的生活方式?过去四合院也是向内的居住。

张永和：我出生的那条胡同，现在叫灯市口西街，原来叫乃兹府。过去是管皇帝奶妈的府，叫奶子府，1950年代觉得不雅，改了。那里离东华门也很近，夏天吃完晚饭，父母带着我和我哥到王府井遛弯。这一路上会碰到熟人，站在街上就说话。后来我和蔡国强在他的老家泉州，街上还有这种传统，人和人都认得。北京就没了，因为你不在街上走了。

这是鸡和蛋的问题——是因为没有那个环境，才没了需要?还是本来不需要，才没有了?我有点怀疑是第一种，因为没有给大家一个机会。多少人住在王府井的附近?太少了，全都进了大院进了小区。

Q：建筑行业有一个词叫“退红线”，规定建筑物要隔城市道路一段距离。而大院和小区又必须跟街道保持距离。

张永和：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想象，城市是一个花园，沿街都是绿化。有一个城市我非常推荐，山东烟台——你走在大马路上，完全看不到房子，特别绝，不是要退红线吗，结果房子在绿化带后面藏着。

Q：绿化带全是很高的树吗?

张永和：不是很高，但是足够宽。你也不能说它不好，但城市感就没有，很郊区化。过去二三十年，城市多少都是这样，有一个绿化带，再有围墙，房子还不挨围墙。绿化带是属于城市的，围墙是所谓的红线，然后你再退，所以房子就在很里面，没有商业街面。

原来中国北方的商业是不发达的，从供给制过来的人当了官，对逛街、购物、城市生活也没有感觉。对他来说什么是城市?他出行坐在汽车里，看着漂亮。我们家有一段时间住在气象局大院，过去树木非常好，都是钻天杨，道路的尺度也好，老头老太太能过去，自发的商业可好了，就和三里屯似的。每搞一次城市整顿就把这些商业给拆了，当然，那些商业都是违章的。但官员要是自己喜欢逛街，可能认识就不一样。

能不能全北京的人都塞在朝阳区?

Q：你在美国住了很久，美国人喜欢什么样的城市格局?

张永和：在城市里住的人群，时大时小，美国是战后一直缩。美国梦就是占块地盖个房子，有“反城市”的基因在。美国绝大多数人最不喜欢的城市就是纽约，又脏又乱，充满犯罪。所以就住在郊区，占一块地盖一个房子。战后汽车发展了，又有高速公路，90%的人住郊区。有些受欧洲影响比较大的人，有点像咱们的文艺青年，向往城市。数量很少，基本上就是10%。可是过去十年，开始有征兆，有人想住到城里。

美国人的生活意味着三个停车位：家一个，办公的地方一个，购物中心一个。有这三个停车位，生活就转起来了。在某个州，开发商注意到有些单身年轻人，不像那些住在郊区的，每周末去购物中心买趟东西，比一般人去的频率高点。他们就在购物中心上面盖公寓，卖得特别好。也不知道会不会进一步发展，最后购物中心变成一种新的城市雏形了。

欧洲相对稳定，人们普遍对城市感兴趣，一直对汽车、郊区没那么感兴趣。

Q：但社区打开了，楼下过汽车，家里有孩子的，可能就头疼了。

张永和：这就跟要住郊区的情况一样。居民享受城里，最好“下楼就吃夜宵，过马路就上班”。房子如果在郊区，开放的意义也不大。如果是比较中心的位置，周边的商业、文化设施很好，肯定会吸引一批人，这就使得城市居民重新发现城市生活的质量和魅力，慢慢有更多这样的社区，卖得特别好，有这么一个过程。

开放社区这个事，我挺感兴趣的首先是，一个城市建设规范的改变——两个房子的间距能不能改?建筑覆盖率能不能提高?现在一块地只有30%能盖房子，剩下的必须得是绿地和公共的空间。

Q：为什么要把房子盖得更密集?

张永和：今天北京平均的单向通勤时间是1小时10分，2004-2005年是59分。怎么看这个问题呢?缩小通勤，就得住在离上班近的地方。没有快车，公共交通、地铁是最有保障的，频率得提高。那就意味着，有一天一定会提出一个问题：全北京市的人，能不能都塞在朝阳区，全都是高楼林立，把别的地方变成花园?所以就要有一个密度，就需要多盖房子，也不见得是高楼。这是一个挑战，会出现，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