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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因其病情恶化病逝。无论是建设组屋区还是高薪养廉，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无疑都是20世纪成功的政治家之一，他给新加坡留下的政治遗产，绝对值得中国借鉴。

谈到新加坡的成就，许多人会轻易地说：国家小，容易发展好。然而并非国家小，就自然会发展的好。世界上贫穷落后的小国比比皆是。若不是李光耀先生和他的开国同僚们的坚定奋斗，新加坡很可能会在独立后沦为一个经济落后、为种族矛盾困扰的国家。新加坡独立前发生过严重的马来人和华人的种族冲突，1965年独立时人均GDP仅516美元，无自然资源可言，曾被认为根本无法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生存。

然而过去半个世纪里，在李光耀先生的带领下，新加坡以其耀眼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成就令世界瞩目，其发展模式对中国等许多新兴经济体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解析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当下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加坡建国后，他们不为当时的世界意识潮流所影响，坚定地采用西方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比如开放的市场经济、民选的议会政治、以法治国、司法独立、等等。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南亚，若不是李光耀先生主政，新加坡独立后很有可能走入管制经济的泥沼。

有一个清廉、能干、专心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新加坡成功的秘诀所在。新加坡是如何建设这样一个政府的?

一，住房政策

住房最关乎一国民众的生活质量。“居者有其屋”是人类古往今来的理想。为此，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有一定的公共住房措施。但这些措施几乎都只是为了缓解少数贫困家庭的居住问题。

新加坡不一样。它在独立不久，当国家还大量拥有土地时，即制订了政府要为大多数国民提供良好住房的目标。其办法是政府建造大批量区位、规划设计和建筑质量均良好的“公共组屋”，然后低价卖给符合条件的民众，一户一套。民众按自己的收入水平和家庭人口数，申请购买不同套型面积的组屋。组屋若干年后可以转让，但必须在符合购买组屋条件的人群中转让。五十年来，在一个四百万人口的国家，新加坡政府已经累计建造了一百万套这样的住房。今日新加坡82%的人口住在公共组屋里。剩下的人口(主要是富裕阶层)的住房则由私人开发商解决。这部分房屋的价格无论如何上升，也影响不了普通民众的房价。

新加坡这项住房政策确保了广大的老百姓都自己拥有良好的住房，不受市场高房价的困扰。这还保证了新加坡总体商务成本较低，有利于吸引国际企业和人才落户。例如一套在香港月租1万美元的房子，在新加坡只要4千美元。历经50年的执行和改进，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已经相当完善，成为了各国学习考察的对象。能如此成功，诚然有赖一个清廉能干的政府。否则，如此大规模的政府介入，既无法保证所建房屋的质量，也难以确保房屋的公正配置。

新加坡的这套住房政策，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收入再分配。随着经济的发展，普通民众拥有的组屋的价值跟着增长。政府现在每年要为公共组屋局提供20亿新币(约15亿美元)的补贴，加上多年国有土地的低价投入，政府在住房上的实际支出颇为浩大。但是，新加坡政局和社会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项住房政策。

二，城市规划

提到土地利用，仅有700余平方公里的新加坡最有发言权。为了平衡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新加坡建设了大量的“空中花园”，楼顶成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和其他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不同，为了增强城市的空间感而不显局促，楼宇的布局高矮参差不齐。

实际上，在新加坡独立建国以前城市问题就已经到了难以解决的地步。过度拥挤、住房短缺以及不卫生的生活条件在城市中心区随处可见，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传染病如肺结核四处蔓延。

1959年李光耀执政之后，政府提出了公共住房计划：在新加坡凡月收入4000新元以下的中等收入家庭即可以申请购买公共组屋。组屋，就是公寓式多、高层住宅。首次付房款为20%，80%向建屋局或银行贷款。在此后20～25年中，每月从缴纳的公积金中还款。政府组屋的租金和售价，实行准市场价格政策，大约为市价的1/4到1/2之间，由此造成的收支差额，由政府核定预算时给予一定的津贴。

这个计划的具体执行是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进行的，该局融合了政府机构和开发商双重角色，负责买地、拆迁、规划和设计，基本上除了请承包商来建造外，负责所有事务。

而新加坡在城建方面最重要的经验是规划，早在建国初期，就制定了百年规划，公共住房计划仅是其中之一。如今，新加坡已经把城市规划量化，正在完善的发展总蓝图中重点提到，90%的居住人口可以在400米以内到达一片绿地。在新加坡，具体到学校、医院等分布的蓝图会进行五年一小改、十年一大改的重新探讨。

也正是因为这项百年规划，新加坡以646平方公里的小岛容纳400多万人，93%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现在的新加坡，80%的建筑是最近40年建的，但却与整个岛国风情融为一体，这就是规划技术。

点评

新加坡仅用了十年，就解决了"屋荒"的问题，身体力行的李光耀总理因此受到了新加坡国民的敬爱，"居者有其屋"也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解决住房问题的范本。

而我们，作为中国收入不高、勤勉工作、按时交公积金的普通阶层公民，也十分希望，未来能实现居者有其屋，居者有好屋。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29日在出席首届世界信用评级论坛时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后，G20峰会对评级机构存在的问题、作用、监管、战略发展方向等达成了一些改革共识，并达到一定成效，不过目前总体看效果不是令人太满意。

朱光耀说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峰会后，把金融评级纳入到了金融监管政策基础是一大成效，但不满意的是，目前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仍垄断市场，目前穆迪、标普、惠誉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占国际评级机构市场份额仍达到96%，评级基础准则不是以借款人的还款意愿制定，而是遵从完全私有化的意识形态。

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使得国际评级机构自身信用受到严重损坏，比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在极短时间内将韩国评级下调11档，朱光耀说这本身也证明其此前判断失误。

当然，这不意味着评级机构没有存在的必要。朱光耀说，评级机构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投资者尤其中小投资者的需要一个明确的政策信号，需要公正专业的评级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