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困境存在的问题

财务困境处理的一般模式

根据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处理财务困境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资产重组，企业通过出售部分资产，与其他企业合并，减少资本支出等方法来取得现金流，以偿还到期债务。第二种是破产清算，法人资格消失，通过清算来结束各种债权和股权关系。第三种是债务重组，企业与债权人就原债务合同进行谈判以确定新的债务合同，包括债务展期、债务减免和债转股等。

在财务困境的处理方面，最主要的方法是债务重组。重组是为了使有复苏希望的企业在发生暂时支付困难时，避免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债务重组包括三种模式：

1）、正式重组，也就是在破产保护下重组，即在第三方-法院的领导下进行重组也称庭内重组；

2）、私下重组也称庭外重组，企业与债权人私下达成债务重组协议，

3）、预包装破产重组，即先与债权人达成协议，再通过法律程序重组。

我国企业财务困境的处理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对财务困境理论的认识较为深刻，破产和重组立法方面的理论和实际操作的技术都比较成熟，但我国由于还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仅在技术层面上遇到很多难题，而且在理论上也存在不少困惑的地方。

（2-1）资产重组

资产重组在国际上是相对简单的一种处理方式，最主要的形式就是通过出售部分非核心资产（一般在10%～20%之间）或业务来变现资金以偿还到期债务，或者通过被并购等方式来获得还债的能力，政府几乎不干预。

在我国，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资产重组更多的是政府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一些经营状况良好但不具备兼并条件的企业在政府干预下，被迫兼并没有经济效益的困境企业，以避免破产引发的职工安置压力。但由于加大了企业负担，许多优秀企业被拖垮，随后也陷入困境，而有的上市公司为避免摘牌或配股的需要甚至仅仅为了股价炒作而进行资产重组，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资产重组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

（2-2）、债务重组

债务重组在我国被称作企业整顿，并包含了资产重组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的整顿条款，以及1992年7月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对破产程序外整顿的规定。债务重组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改善我国企业不合理的债务结构，减轻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有积极作用，同时又避免了破产程序容易引起社会震荡等消极因素。

但与债务重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债权债务问题不同的是，我国的企业整顿是与国民经济的整顿结合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手段以行政命令为主。因此在具体规定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在适用范围上，只是针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在程序上，由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并组织实施，并以企业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为前提。

这些显然已经不适应当今经济环境，破产保护应该适合所有类型的企业，而如果能直接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也没有必要经过复杂的法律程序、承担昂贵的时间损失和费用。

债务重组涉及到市场、会计与法律制度，但由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成熟、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完善，条例规定破产程序外的整顿，涉及的主要是企业内部的一些整顿措施，对最为重要的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界定模糊。我国企业真正通过整顿获得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而且暴露出大量的问题：一方面通过重组和破产逃避债务成为债务重组的根本动力，严重侵害了债权人特别是银行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上市指标和配股资格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引发了地方政府主导的以“保壳保配” 和“借壳上市”为直接目标的上市公司重组浪潮，侵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从财务困境理论角度研究如何完善法律、法规以规范债务重组行为，不同财务困境处理模式在我国的应用和选择，内部控制人对财务困境处理的影响等方面应该成为我国财务理论界的研究方向。

（2-3）破产清算

①、破产清算是解决财务困境最为极端的方式，也是我国研究财务困境最深入的领域。我国从1986年开始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使政府官员和企业职工逐渐了解和接受了破产，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为建立更为完善的破产制度打下了基础。但在企业的破产过程中，无论从条文还是程序均暴露出不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②、从1986年开始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二条、第三条规定：本法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依照本法规定宣告破产。由于现在公司的类型出现了有限责任、股份、合伙制、国有控股、国有参股等多种形式，而且非国有企业已经是我国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的重要动力，因此原来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破产法已失去现实意义。

③、对债权人利益的侵蚀。现有破产法将社会稳定置于债权人利益之上，首先考虑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安置的问题。企业在破产以后，首先要用企业存留财产变现后的收入来安置职工，剩下的钱才能还债。实际上这已经不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破产，而是一种政策破产，所以债务清偿率极低，债权人合法利益受到了严重的侵蚀。特别是我国企业的债务绝大部分是银行贷款，在实践中，存在大量的违规出售产权、脱壳经营、母体裂变、假破产兼并等逃避银行债务的现象，银行被迫承担了大部分改革的社会成本。破产和重组对国有企业来说，不但不是一种威胁和制约机制，反而成了一种诱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促进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进步的作用。

政府行政干预及地方保护。国务院《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中规定，试点城市国有企业的破产实行预先报批的计划管理制度，使法院失去对破产案件受理的决定权，在破产清算中，清算组的组成也完全以政府行政官员为主体。而国际通行的做法是通过重组、破产管理人等制度，利用市场化的独立中介机构、专业人士（如会计师、律师、审计师等）来进行。这种制度上的欠缺为政府出于自身的利益行政干预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

从理论上来说，对财务困境处理方案的选择是根据公司财务杠杆、偿债能力困难程度、债权人一致性以及效益困境水平决定的。但在我国，目前重组方式的选择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目标。问题的核心是：在重组或破产清算的过程中，政府与债权人的博弈问题，即国有企业破产或重组后职工安置与保护债权人合法利益之间的矛盾。对于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来说，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企业员工失业后，由社会和市场来解决其生存问题，所以在财务困境理论和这些国家破产重组的相关法律中，几乎没有论及职工安置问题。但是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这是一个事关社会稳定和改革能否顺利推行的政治问题。

从经济学上来说，产权改革必须体现一个公平问题，我国前期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的成功，一个根本因素就是改革过程较好地体现了公共选择和起点平等。如果在国企的重组和破产过程中，不能给予职工应得的补偿，就失去了公正，最终也不会成功；地方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通过地方保护和行政干预，侵蚀债权人特别是国有银行的利益，使地方利益最大化，特别是职工安置问题得到暂时解决，是一种必然的理性行为；困境企业作为经济人，尽可能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将成本转嫁给债权人特别是银行，同样也是一种合乎理性的行为，而现有法律和政策的不完善也给这些行为提供了实现的可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债权人，特别是国有银行来承担改革的成本，是更加不合理不公平的，更严重的是，为了职工安置问题牺牲银行利益的同时，必然牺牲了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效率，甚至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其后果最后也还是要国家来承担。

其实，破产和重组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其本身就需要其他相关法律和政策（社会保障制度、金融制度等）的配套才能顺利实施。将国企改革的负担转嫁给地方政府和银行，指望通过重组或破产来解决职工安置问题，违背了财务困境的基本原理，最终是没有出路的。破产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在实施中暴露的大量问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必须指出的是，破产法不会影响企业自身在市场中竞争的命运，破产法首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信用体系。

财务危机和财务困难

财务困境在国内更多的被称为“财务危机”和“财务困难”，但什么是财务困境，在概念的内涵方面，还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义和标准的判断。从国外的研究结果来看，虽然学者之间亦有一定的分歧，但在以下几个方面已基本形成共识：财务困境都是从现金流量而不是盈利的角度来下定义的，差别只在于是否将违约视为陷入财务困境的标志；当企业对债权人的承诺无法实现或难以遵守时，就意味着财务困境的发生；财务困境不等于破产，破产清算仅仅是处理财务困境的方法之一，有学者将违约视为流量破产，资不抵债称为存量破产；财务困境的影响主要是在违约之前发生，因此公司价值的损失大部分是在违约或破产之前而非以后。

ST公司盈利能力问题

国内目前对财务困境的研究，一般都是将ST公司视为财务困境公司，但ST公司是盈利能力方面出了问题，并不意味着ST公司的现金流不足以履行偿还义务或违约。因此，ST公司并不等于财务困境公司，在选择研究样本时，应该进一步分析ST公司的现金流状况，确定是否真正陷入了财务困境。

经营管理不善不是唯一因素

对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成因的认识，国内往往归于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实际上，管理不善可能是最重要但并不是惟一的因素，经济不景气、企业所在行业进入衰退期以及资本结构不合理都可能导致财务困境。目前，国内的大量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具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一般认为，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使缺少政府投资的国有企业只能借款，因此形成了高负债并导致财务困境，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根本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不健全，对企业的软约束必然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管理不善和盈利能力低下，导致无力偿债；另一方面，在政策的倾斜和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国有企业即使在亏损的时候仍然可以很轻易地低成本从银行贷款以维持生存。低下的偿债能力、廉价的筹资成本、软约束的偿还压力必然导致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信用体系的缺失和由此导致企业三角债和债权回收困难等因素更加剧了我国企业的财务困境。

财务预警系统的重要性

在我国，对于债权人特别是银行来说，由于普遍存在的通过破产逃避债务的现象，债权人被迫承担了许多本应该由困境企业或社会承担的损失。因此，为了尽可能提前预防企业发生财务困境或破产，同时也为了避免这类事件对债权人合法利益的侵蚀，建立财务困境的预警系统非常必要，关键是建立适合我国现实情况的预测模型。

理论模型的发展

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金融体系、资本市场、社会信用体系、产权市场等方面都还很不完善，因此，不能将国外的模型直接应用到国内企业上。虽然有少数国内学者建立了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预测模型，但由于样本太小，而且ST公司并不等于财务困境公司，因此这些模型更多的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尝试，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财务困境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学说，目前研究的前沿是违约风险的定量评估和预测、违约债券和贷款价值的估计，研究的基础是大量的实证数据。财务困境成本可以分为企业价值损失、债权人的损失、其他利益当事人的损失三个部分，据美国学者研究，总成本约占公司总价值（股权加债权）的10%～20%，但与公司资产状况、行业状况、经济条件、同期违约债券的总额有关，因而具有较大的波动性。

财务困境研究的几方面限制

目前，我国学者对财务困境的研究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资本市场不成熟、破产重组法律体系不健全、市场化债务重组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而且相关数据的获得性、可信度都很低；只有电力、能源等几个国家垄断行业的少数企业可以发行企业债券，但规模非常小，也几乎不存在违约风险问题；企业融资结构单一，几乎都是银行贷款，但因为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违约贷款的处理与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联系紧密，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财务困境的范畴。由于缺乏大量可信的统计数据，很难进行实证研究，目前国内财务困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破产和重组的定性分析、发展企业债券市场的可行性研究等宏观政策方面，在财务困境成本的实证研究方面还是空白。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资本市场的发展，非国有企业的破产和重组问题大量存在，因此，财务困境的研究应面向所有企业。

我国的客观情况

由于在实际的实证研究中，往往需要用客观的，可以观察到的标志来确定研究样本，因此研究人员将企业是否申请破产作为企业是否陷入财务困境的标志。但是破产是一个法律行为, 除了受经济因素影响外，还受政治和其他非市场因素影响；另外陷入财务困境与企业是否破产并无确定的一一对应关系，在我国这一情况尤为突出。因此，无法明确有效地定义财务困境，而只能根据实证研究的具体内容确定。

在我国，暂时没有对财务困境进行深入研究及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试行)》第一章第三条对破产提出了一种定义，即定义为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财务状况异常而被“特别处理”

由于国内财务困境预测的研究对象主要针对上市公司, 故一般将财务困境界定为财务状况异常而被“特别处理”。1998年深沪证券交易所正式启用了当上市公司出现“异常状况”时,对上市公司进行“特别处理”的条款。“异常状况”包括“财务状况异常”和“其他状况异常”,其中因“其他状况异常”而被特别处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难以从财务角度进行有效预测,而对 “财务状况异常”情况的界定符合一般认为企业财务状况不健康的判断。所以国内研究人员一般将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定义为因财务状况异常而被特别处理的公司。在陈静(1999)的研究中考虑到这个问题,但由于样本量的限制,在实际样本确定中未对被特别处理的原因加以区分。在陈晓和陈治鸿(2000)的同类研究中则界定了其研究对象是因财务状况异常而被特别处理的公司。财务困境理论在我国的研究和运用

财务困境的国外研究

在进行财务困境预测时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其概念的界定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是一个逐步的连续过程，通常从财务正常渐渐发展到财务困境，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分界点将企业分为陷入财务困境和没有陷入财务困境两类，因此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财务困境有多种不同的定义方法，对财务困境也有不同的判断标准。

在Beaver (1966)的研究中，他把财务困境定义为破产、拖欠优先股股息、银行透支和债券不能偿付。Deakin(1972)认为财务困境包括已经破产、无力偿债或为债权人利益而已经清算的公司。Carmichael (1972)认为财务困境是企业履行业务受阻，具体表现为流动性不足、权益不足、资金不足和债务拖欠。George Foster(1986) 在他的《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中指出：所谓财务困境，就是指公司出现了严重的资产折现问题，而且这种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依赖于公司的经营方式或存在形式的转变。

陷入财务困境的标志

Morris（1997）列出了严重程度依次递减的12条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标志：

（1）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企业自愿申请破产清算，或者被指定接收者完全接收；

（2）公司股票在交易所被停止交易；

（3）被会计师出具对持续经营的保留意见；

（4）与债权人发生债务重组；

（5）债权人寻求资产保全；

（6）违反债券契约，公司债券评级或信用评级下降，或发生对针对公司财产或董事的诉讼；

（7）公司进行重组；

（8）重新指定董事，或者公司聘请公司诊断师对企业进行诊断；

（9）被接管（但不是所有被接管都预示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10）公司关闭或出售其部分产业；

（11）减少或未能分配股利，或者报告损失；

（12）报告比市场预期或可接受水平低的利润，或者公司股票的相对市场价格出现下降。

Ross (1999)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定义财务困境:

（1）企业失败，即企业清算后仍不能支付债权人的债务；

（2）法定破产，即企业和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破产；

（3）技术破产，即企业无法按期履行债务合同还本付息；

（4）会计破产，即企业账面净资产出现负数，资不抵债。

财务困境的五种体现

美国教授查尔斯"para" label-module="para">

（1）企业被迫清算，他认为清算是企业在解散或者依法破产过程中，为了终结企业现存的各种法律关系，而由专门的工作机构对企业的资产、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全面清查、作价及处理的一项财务工作。如果企业不是因为企业的法定营业期届满而开展这项工作，企业清算则属被迫进行。因此，企业被迫清算既是企业财务失败的直接表现，也是财务困境无法扭转的结局；

（2）企业对短期债权人被迫实行延期付款。毫无疑义，延期付款破坏了企业与短期债权人的事先约定，降低了企业的商业信誉，从而给企业价值带来负面影响。这是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相悖的，是财务困境的表现；

（3）企业延期偿还债券利息，企业债券是反映债权债务关系的有价证券，当发行企业不能按期履行支付利息的法定责任时，这种有价证券就会贬值, 负债企业价值将会明显下降，从而形成财务困境；

（4）企业延期偿还债券本金，当企业延期偿还债券本金成为社会公众所瞩目的现实时，发行企业的资本实力和支付保障就成为虚构成分。于是，该债券的市场价值与发行企业的价值则同时下降，形成财务困境现象；

（5）企业无力支付优先股股利，当企业无力支付应当定期支付的优先股股利时，企业价值将会受到市场投资者的重新确认，使企业价值贬值等等。

亏损型财务困境

亏损企业按其亏损时间，可分为偶然亏损企业、间断亏损企业和连续亏损企业三类。偶然亏损企业是指历史上没有亏损发生，只是目前一年亏损的企业；间断亏损企业是指历史上亏损时有发生，但并非连续亏损的企业，即时盈时亏的企业；连续亏损企业是指连续二年以上亏损的企业。弄清这一点很必要。因为我国财务制度规定，企业亏损可由以后年度利润弥补，企业盈利可以先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然后计缴所得税，但弥补期限不能超过三年。若三年连续亏损，则第一年亏损就无法弥补。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①销售收入过小，成本费用过大；

②销售收入过小，现金短缺；

③成本费用过大，现金短缺；

④销售收入过小，成本费用过大，现金短缺。

对于前三种情况企业若能加强管理，问题不难解决。但是第四种情况则是进入财务困境。若不采取强力措施，恐怕企业只能破产，别无他途。

例如1976年，北美农机业三巨头Massey Ferguson、国际Harvester和Deere的市场份额分别34%、 28%、38%。随后由于石油价格上涨，通货膨胀高居不下。1979年联邦储备银行提高利率，希望抑制通货膨胀。但此举增加了用户融资购买农机的资金成本，农机需求显着下降。Massey Ferguson和国际Har vester公司由于债务负担重而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而债务负担轻的 Deere利用未使用的债务融资能力进行必要的投资，支援陷入困境的经销商。1980年，Deere公司在北美农机市场占有率上升到49%，而 Massey Ferguson、国际Harvester分别下降到28%、22%。1980年底，农机业需求仍不景气。由于债务融资能力下降，Deere公司面临削减投资专案和在发行新股(可能导致公司股票价格下降)的抉择。1981年1月5日，Deere公司宣布发行1 72亿美元新股，用于投资必要的专案，同时偿还部分债务，降低债务比例。Deere公司因此重新储备了债务融资能力。而债务沉重的竞争对手 Massey Ferguson公司和国际Har vester公司一直处于财务困境，最终均宣布破产。

盈利型财务困境

盈利企业按其发展状况，可分为稳健发展的盈利企业和超常发展的盈利企业。超常发展是只求利润，不顾风险的直线发展或急剧成长。尽管不乏有通过贷款、高负债进行高风险的投资扩张获得超常发展而成功的企业家和企业，但“技改和扩建债务危机现象”非常普遍，财务危机深重、甚至破产的企业不胜枚举。盈利型财务困境往往始发于扩大销售。为了扩大销售，于是增加产成品存货，原材料存货，增加应收款项，增加设备投资。具体表现为一见订货踊跃，就唯恐生产能力不足。增加设备，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而自有资金又不充裕，于是借款。导致了固定资产过大，负债过大。

而固定资产购置后，必需要较多的相关原材料和在产品资金。这就造成存货过大并促使产成品资金上升。同时，由于借债或赊购的增加，负债进一步增大。这样产成品存货过大，造成赊销量过大，应收款项过大；应收款项过大又进一步导致借款的增加或应付款的无力支付，负债再次增加，这就出现了恶性循环。一旦市场变化，销货锐减，势必出现现金短缺，进入“有利可图，无钱可用”的财务困境。

三种含义

企业界在使用财务困境这个词时，其含义也是多样的，它可以是，

含义(一)：当企业债务的相对价值“微不足道”时，发生财务困境。

含义(二)：企业现金流量不足以抵偿其现有债务的情况。这些债务包括应付未付款、诉讼费用、违约的利息和本金等。财务困境通常导致企业与其中至少一个债权人的重新谈判。

含义(三)：企业现有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不匹配。

企业财务困境原因及改善行动

由此可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其含义截然不同。从事件的结果来分析其原因。在现实中，可以看到当企业现有资产价值不足以偿还负债价值(净资产出现负数)或企业经营现金流量不足以补偿现有债务(包括利息、应付账款等)时(就是所谓的经营不善)，在这种情况下，公司通常有破产和重组两种后果。企业现有资产价值不足以偿还负债价值是指资本收益能力的绝对低下，因此破产是其必然后果。

企业经营现金流量不足以补偿现有债务可能反映资本流动能力的相对低下，可以通过一系列非常行动使企业免于破产，维持企业继续经营的能力。这些行动包括：

(1)出售主要资产；

(2)与其他企业合并；

(3)减少资本支出；

(4)发行新股；

(5)与债权人协商谈判；

(6)债权换股权。

其中前三项属资产重组，后三项属债务重组。当这些行动无效后，才进入破产程式。

上述两种情况的性质是不同的。后者可以说是一种“困境”，还可以通过一系列非常行动恢复企业继续经营的能力。因此，把后一种情况定义为财务困境，即企业经营现金流量不足以补偿现有债务。

落入财务困境的企业，要恢复其继续经营的能力，必须承担一定的成本──财务困境成本。

我国新的破产法从1994年开始修订，如何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借鉴国外重组和破产立法的成功经验，制定出一个既适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破产法，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下面仅就财务困境理论的一些基本原理，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

（1）破产保护下的重组在我国已经有了一定的法律基础和实践经验，但因经济基础、市场环境和法律体系的制约，私下重组和预包装破产重组还几乎是空白。但理论研究具有前瞻性和系统性，私下重组具有一定的优势，更加适合质量较好的困境企业，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法律框架的建设，以便于银行从事理性的债务处理，为拓展我国企业的重组途径做理论上的准备。

（2）国有企业更加适合正式重组，一方面是因为国有企业重组的复杂性，必须有政府和法院的参与，其次，国企的财务杠杆一般都非常高，而正式重组与私下重组相比，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更加灵活。

（3）国外的实证研究发现，申请正式重组的企业，70%都没有存在的经济意义，这意味着那些没有效益应该被破产清算的企业领导人为了个人福利最大化会寻求破产保护，因此从代理成本的角度研究破产法，应该引起重视。在财务困境的处理过程中，应该从机制上强化债权人的参与和尽早介入，以及抑制经理人的代理成本问题。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发挥资产管理公司和中介机构的作用。

（4）由于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稳定已被我国所认识和重视，保护银行债权人利益的重要性容易被接受，但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我国加入WTO，商业债权人、普通企业债券持有人等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如何保护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5）我国新的破产法能否出台，关键不是立法技术，而是实施条件是否具备。由于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初次就业市场本身压力很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较为严重，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发展预期的不确定，可能新的破产法出台时机还不够成熟。2100433B

（1）（Univariate Discriminant Approach，UDA）

最早的财务困境预测研究是Fitzpatrick(1932)开展的单变量破产预测研究。1932年Fitzpatrick的相关文章“A Comparison of Ratios of Successful Industrial Enterprises with Those of Failed Firms”。 他发现在所有指标中判别能力最高的是净利润/股东权益和股东权益/负债这两个指标。由于当时缺乏先进的统计和计算工具，因此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对失败企业和正常企业的一系列财务比率进行经验分析和比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60年代初期，之后财务风险判别研究才真正进入系统化阶段。

1966年，William Beaver(1966) 在其论文“Financial Ratios as Predictors of Failure”中率先提出了单变量分析法，提出了单一比率模型，即利用单一的财务比率来预测企业的财务困境。他发现最好的判别变量是营运资本流/负债(在公司破产的前一年成功地判别了90%的破产公司)和净利润/总资产(在同一阶段的判别成功率是88%)。

（2）（Multivariate Discriminant Approach，MDA）

美国财务专家Altman(1968) 首先使用了多元线性判别模型研究公司的破产问题。他根据行业和资产规模，为33家破产公司选择了33家非破产配对公司，确定了资产营运资本率、资产留存收益率、资产报酬率、债务权益市价率和总资产周转率这5个变量作为判别变量，产生了一个总的判别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程度的概率值即Z值。之后，Altman等 (1977)又提出了一种能更准确预测企业财务困境的新模型

众所周知，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内造纸行业明显受挫。中国造纸业经历了高速发展的10年，但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首次出现了库存与应收账款同时“双增长”。

造纸企业纷纷自救，目前已经传来造纸业已走出困境的声音。同时，很多造纸企业也利用经济衰退时期进行设备的更新及改造，这也为造纸机械等上游企业带来新的机遇。

以全球领先的造纸与制浆、能源与环境以及矿山与建筑解决方案供应商美卓公司为例，该公司今年上半年造纸机械的销售业绩创下历史新高。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中国造纸行业重新崛起，外资造纸机械公司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良机。

业绩新高

日前，美卓公司与湛江晨鸣浆纸有限公司（下称湛江晨鸣）签署了总金额约为1.3亿欧元的合同，美卓将向该公司提供一条全球规模最大的造纸生产线。

除与湛江晨鸣的合作外，美卓公司今年上半年还与山东东营华泰集团、山东太阳纸业集团、恒安集团等多家国内大型造纸公司签署了供货合同。

据美卓造纸机械（中国）有限公司销售与客户关系总经理范泽介绍，今年上半年美卓公司仅造纸机械的销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就有显著增长。在范泽看来，之所以业绩创下新高，除了中国政府推出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营造了宽松的资金环境外，更重要的是这些项目与当地政府的支持以及美卓的先进技术和服务能力得到中国造纸行业的青睐。“鉴于中国市场发展迅速，我们争取在几年内将整个业务中服务的比重由现在的30%提升至50%。”据范泽透露，美卓公司在继收购上海晨鸣造纸有限公司，建立广州、山东、无锡三大服务中心之后，还将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

对此，有证券分析师认为，随着国内淘汰落后造纸企业政策的落实，外资造纸机械公司在中国将展开新一轮的扩张，这不仅带来了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理念，还将促进国内造纸行业的改革，对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也具有一定推动作用。可以预见，美卓这样的行业龙头企业在中国将会赢得更大的市场空间。

技术革新

由于欧美成熟市场国家的机会在减少，而中国市场有着如此巨大的潜力，美卓公司意识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商业全球化的背景下，要保持在中国造纸机械行业的领先地位，还必须逐渐加大技术革新的投入。

据从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了解到，近20年，全球造纸机械新技术大多出现在中国，这主要是因为有近一半的造纸机械都是为中国市场而生产的。实际上，造纸行业是一个较为保守的行业，全世界从事行业技术研发的公司不超过3家，美卓是资金投入最大的公司。

据了解，目前美卓公司在全世界成立了十多个研发中心，每年投入的资金大约为6000万欧元，这在行业内极为少见。

“公司研发新产品主要从3个着眼点出发，即降低客户的生产成本；生产过程更环保；提高客户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特色。”范泽强调，“概而言之，我们不断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客户，同时也是作为行业‘领导者’必备的责任。”

布局调整

随着中国造纸业的发展，世界造纸机械行业的巨头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美卓看来，保持“领导者”的地位仅凭技术革新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针对中国市场的需求确定整体战略。

在国际上，造纸是仅次于电信和钢铁的第三大产业，中国造纸行业近10年以10%以上的增幅快速发展，生产量和消费量约占世界的10%和14%，位居世界第一位。

但目前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仍较低，在范泽看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来中国生活类用纸的增长潜力巨大。

范泽说，“针对这一现状，美卓也及时调整了在中国市场的布局。此前我们主要是针对北美市场生产大型的生活类造纸机械，现在我们非常重视中国生活类用纸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了适合国内市场的中小型生活类造纸机械，并有计划在中国进行制造。210043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