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 |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研究 | 作 者 | 龙珠多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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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 978-7-5097-8517-1 | 页 数 | 232页 |
定 价 | ¥89 [1] | 出版社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 |
出版时间 | 2016-04 | 装 帧 | 平装 |
开 本 | 16开 | 丛书名 |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1] |
在藏传佛教教义中,建筑寺院和佛塔都是一种有功德的宗教行为,从选址到工程竣工,每一道工序都会有相应的仪式和仪轨,通过对这些仪式的研究和分析,能够更深入地探明藏族建筑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本书主要从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历史脉络、建筑类型、建筑选址、空间布局、外部装饰和内部陈设六个方面出发 ,阐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绪 论/1
一 研究目的和意义/1
二 研究的相关动态/3
三 研究方法/8
四 研究框架/9
第一章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历史概述/12
第一节 藏族寺院建筑的历史脉络/12
第二节 藏传佛教建筑文化的传播/37
第二章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类型/48
第一节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形式类型/48
第二节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功能类型/63
第三章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选址文化/109
第一节 藏族堪舆的历史渊源/109
第二节 藏族堪舆理论的实践/114
第四章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空间布局/129
第一节 早期苯教文献中的建筑布局/129
第二节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布局/134
第五章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装饰文化解读/148
第一节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外部装饰/148
第二节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内部陈设/162
第六章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保护与建议/167
第一节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的保护/167
第二节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保护的建议/171
结 语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的基本特征/175
附录一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保护实践拉加寺密宗院和觉康修缮报告/180
附录二 藏语关键建筑词汇/ 200
参考文献/206
后 记/ 213 2100433B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研究
作者:龙珠多杰 著
出版时间:2016-04
丛书名: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页数:232
开本:16
装帧:平装
敝人有密宗的传承。敝人的传承根本上师教导我们如何布置密宗之坛城,他说:「密坛最好在清净的小房间之中,寻找『藏风聚气』的地方安坛最好,所谓『藏风聚气』的地方,就是有双墙当『砂手』,坛的一面壁,不能有窗与...
从北魏开始,寺院建筑在中国兴盛起来,但是,印度神庙和佛寺建筑的模式并没有被接受。寺,在中国原来就是汉代官署的名称。相传中国第一座古寺,东汉永平十年所建的白马寺,就是用接待外国宾客的官署枣鸿胪寺改建的。...
寺庙通常是中轴线结构,正中一条线排开,依次是山门、放生池、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海会塔,左右则是不少偏殿,如观音殿、普贤殿、文殊殿、地藏殿等等,还有就是五观堂(内部食堂,仅供僧人用餐)、斋堂(外部...
龙珠多杰,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博士,任职于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
古建中国——未来建筑产业链孵化平台,开启建筑文化新纪元 古建中国——建筑行业一站式服务平台 中国建筑文化——藏传佛教寺院的彩绘艺术 寺庙建筑起源于古印度, 从北魏时期开始在我国出现, 到了唐宋时期到达了 顶峰,而往后的明清时期则有着大量的修建。 相比于很多的皇家建筑因为朝代的 更迭和战争而被破坏甚至消失的惨状, 寺庙建筑被大量的保存下来。 而且由于寺 庙建筑的大量涌现,使得其艺术和工艺都在不断地发展和提高,达到了顶峰。 总的来说,中国的寺庙建筑讲求的是“天人合一”宇宙观,它的总体设计风 格有意识的将内外空间模糊化,讲究室内室外空间的相互转化。殿堂、门窗、亭 榭、游廊均开放侧面,形成一种亦虚亦实、亦动亦滞的灵活的通透效果。中国的 寺庙建筑常选址于名山幽林之中, 这是因为将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 是“天人合 一”思想的体现。 在中国寺庙建筑群中有很多的室外空间, 它们并不把自然排除在外, 而是包
古建中国——未来建筑产业链孵化平台,开启建筑文化新纪元 古建中国——建筑行业一站式服务平台 中国建筑文化——藏传佛教寺院的彩绘艺术 寺庙建筑起源于古印度, 从北魏时期开始在我国出现, 到了唐宋时期到达了 顶峰,而往后的明清时期则有着大量的修建。 相比于很多的皇家建筑因为朝代的 更迭和战争而被破坏甚至消失的惨状, 寺庙建筑被大量的保存下来。 而且由于寺 庙建筑的大量涌现,使得其艺术和工艺都在不断地发展和提高,达到了顶峰。 总的来说,中国的寺庙建筑讲求的是“天人合一”宇宙观,它的总体设计风 格有意识的将内外空间模糊化,讲究室内室外空间的相互转化。殿堂、门窗、亭 榭、游廊均开放侧面,形成一种亦虚亦实、亦动亦滞的灵活的通透效果。中国的 寺庙建筑常选址于名山幽林之中, 这是因为将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 是“天人合 一”思想的体现。 在中国寺庙建筑群中有很多的室外空间, 它们并不把自然排除在外, 而是包
内容简介
编辑推荐: 由现代思维推动的历史研究,是有着现实力量的。它除了给予读者以精神反思之外,还能动态地介入现实世界之中,对现实的构成产生作用。 “建筑文化研究”书系中的“当代史”系列也希望延续这种历史的批判性写作之路:将福柯所说的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有说服力的关系形式作为“当代史”的基本原则,用事件作为关系形式的切入点,将过去与当下这两套时空“体系”联系起来。《建筑文化研究第9辑》主题是“历史与批判”——希望将之前第4至6辑针对“当代史”系列的研究与第8辑塔夫里的历史方法论放在一起,延续关于中国建筑的历史批判的构想。 塔夫里的历史研究是对马克思、福柯的新史学精神的重要继承。说他是马克思与福柯的思想在建筑领域的最响亮的回响亦不为过。其实,在当代建筑史研究中运用新史学的方法和理念的并不少,但是,能够在“真理的政治学”游戏(按照塔氏的说法就是“复杂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展开全部) 编辑推荐: 由现代思维推动的历史研究,是有着现实力量的。它除了给予读者以精神反思之外,还能动态地介入现实世界之中,对现实的构成产生作用。 “建筑文化研究”书系中的“当代史”系列也希望延续这种历史的批判性写作之路:将福柯所说的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有说服力的关系形式作为“当代史”的基本原则,用事件作为关系形式的切入点,将过去与当下这两套时空“体系”联系起来。《建筑文化研究第9辑》主题是“历史与批判”——希望将之前第4至6辑针对“当代史”系列的研究与第8辑塔夫里的历史方法论放在一起,延续关于中国建筑的历史批判的构想。 塔夫里的历史研究是对马克思、福柯的新史学精神的重要继承。说他是马克思与福柯的思想在建筑领域的最响亮的回响亦不为过。其实,在当代建筑史研究中运用新史学的方法和理念的并不少,但是,能够在“真理的政治学”游戏(按照塔氏的说法就是“复杂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中“冒着危险大杀四方”的却是罕见,能与塔氏并肩的几乎无人。塔夫里是真的像福柯那样在现实中运用历史来对权力结构、制度进行正面对抗、“消除服从”,并且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内容简介: 《建筑文化研究第9辑》主题是“历史与批判”。全书分为五大部分内容:空间、文本、文献、访谈、书评。前两部分为本书主体内容,分别针对“历史空间”与“历史文本”——希望将之前第4至6辑针对“当代史”系列的研究与第8辑塔夫里的历史方法论放在一起,延续关于中国建筑的历史批判的构想。 “空间”部分将当代或历史城市与建筑置于“大历史”的语境之中,探究其意义、根源。“文本”部分展现、反思了中国建筑学和西方建筑学文本建构中的专业和学科。另外收入两篇文献,塔氏的三篇访谈和一篇书评。 按编者个人的标准来看,现有的这些中国研究与“真理的政治学”尚有距离,但大家运用新史学的现代思维已成明显势态。期待能沿着“就真理的权力影响来质疑真理,就权力对真理的叙述来质疑权力”这两条福柯指明的批判之道,推进批判之力。 胡恒(主编),湖北黄石人,当代建筑研究者,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已出版著作包括《不分类的建筑》、《暗房》(合著),主编《遗忘之场》、集刊《建筑文化研究》(第1至9辑),译著有《收缩的城市》。2100433B
博士 学校建筑文化设计专家,浙江大学学校建筑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学博士。
其论文《学校建筑研究:教育意蕴和文化价值》 获上海市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EMBA 全国建筑装饰行业优秀企业家,全国杰出中青年室内建筑师,高级工程师。所在公司中川装饰获得业界最高奖国家鲁班奖。2100433B
佛教法器指各种佛事活动中使用的器物,其功用、形制、材质不一而足。其中,中国的佛教法器源自印度,在长期的使用流传过程中逐步发展丰富,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体系。
藏传佛教法器较之汉传佛教法器,种类更为多样。因功用不同,而分为礼敬、称赞、供养、持验、护身、劝导六大类。各类法器具有鲜明的特色。
金刚铃、金刚杵属于持验类法器,藏传佛教僧人、信徒诵经作法时经常需要手持金刚铃杵,一般左手持铃,右手执杵。铃上部供握持,由短柱金刚构成,下部铃身为覆钵形,内有铃舌。铃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上部表示佛身,下部象征佛语,铃舌寓金刚于其心中。杵原为古印度兵器,后演变为佛教法器,刃端也由尖锐趋向圆润。金刚杵有一股、三股、五股、九股之分,常见三股、五股杵,成束腰形,两端对称隆起。杵象征坚固锋利之智,可除障降魔,具有加持力,也称作降魔杵。
杵有单杵和十字交杵两种,而单杵远较十字交杵为多。铃、杵往往组合使用,表示阴阳和合,铃为阴,杵为阳。铃也是称赞法器中的乐器之一,意在惊觉诸尊,警悟有情。杵单独使用既表示佛智空性真如,又有驱邪降魔之效,为金刚手菩萨及各种护法神手持的具有标志性的法器。金刚铃杵是藏传佛教法器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员,具有代表性。其在汉藏两地绵延千年,相互流传。明清时期,有为数不少的金刚铃杵传世,并屡见于文献记载,成为汉藏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见证。
铃杵制作法度严谨,除仿造西藏制品、继承明代永乐、宣德款式、纹饰外,还致力于在材料、工艺上有所突破,甚至有些材料配方是请教藏传佛教高僧后的如法仿造,如:乾隆帝三十六年(1771)乾隆皇帝问章嘉胡图克图“铃、杵如何对用响铜、金子、宝石之法”。让他派通晓铃杵造法的喇嘛一名帮助造办处工匠制造。当时在宫廷效力的西洋传教士蒋友仁还协助造办处采用高锡配方的合金铸造金刚铃,这类法器是汉、藏、西洋多种工艺相结合的产物。
清宫铃杵造型、纹饰与西藏制品并无明显区别,但在材料、工艺及细部处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清宫法器相对缺乏宗教的神秘感和威慑力,而注重花样翻新,追求装饰效果。如:原存慈宁宫的珐琅莲座镀金十字杵,杵一端以螺丝固定在莲花心上,下承以祥云团寿字纹珐琅座,这件法器较之常见的铜镀金制品更加富丽华贵,彰显出皇家艺术气派。
清代内地与西藏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显著增强,铃杵在汉藏交流中一如既往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西藏佛教上层人物以各种名义贡入清廷的物品,除马、金银、食物、药物、香料外,多为佛像、唐卡、佛经以及铃杵等法器。
清宫制作的各种铜铃杵除供宫廷使用外,源源不断地赏赐给西藏及甘、青、川、蒙古等地区的宗教上层人物。乾隆帝曾将特制的金杵、玉铃杵法器赏赐给达赖、班禅。据档案记载,六世班禅进京朝觐,曾得到乾隆帝赏赐的金杵。
明清时期藏传佛教法器铃杵得到较大的发展,在汉藏艺术交流中发挥着媒介的作用,对宗教与世俗生活产生了积极显著的影响。明永乐、宣德和清乾隆时期铃杵的制作最为兴盛,这与汉藏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显著增强息息相关。永乐、宣德法器融汉藏艺术于一体,确立了铃杵等藏传佛教法器的范式,为汉藏两地共同传承。乾隆宫廷法器在秉承汉藏工艺传统的基础上,锐意求新、不惜工本,使铃杵等法器面貌愈加丰富。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清时期铃杵等藏传佛教法器的宗教价值和艺术水平可与同期的金铜造像、唐卡等艺术品比肩,在汉藏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