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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旭东

天津市文物博物馆学会

民间收藏专业委员会

松古斋传承人

瓷器、紫砂鉴定专家

郭旭东十二字箴言

看得懂，买得起，放的住，卖得出。

石湾窑瓷器

石湾窑以善仿钧窑而着称。仿钧釉色以蓝色、玫瑰紫、翠毛釉等为佳，但仿中有创。钧窑的窑变釉是一层釉色，而石湾窑变釉却有底釉与面釉之分。寂圆叟在其《陶雅》中盛赞石湾窑变釉色:"广窑谓之泥均，其蓝色甚似灰色┅┅于灰釉中旋涡周遭，故露异彩，较之雨过天晴尤极浓艳，目为云斑霞片不足以方厥体态。┅┅又有时于灰釉中露出深蓝色之星点，亦足玩也。"

石湾窑不仅善仿钧，而且善仿宋代各大名窑，宋代官、哥、汝、钧诸名窑产品，从材质运用、技法处理、艺术造型等各方面都仿得惟妙惟肖，而且有创造性的发展，梅建鹰评价曰:"石湾集宋代各大名窑之大成，仿钧而青出于蓝，独创石湾自已的艺术风格。"

石湾地区的制陶业，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目前已发现的佛山石湾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宕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在此后的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遗址和墓葬中也多有陶器出土。

在石湾地区的唐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黄釉陶坛，其中有一些附有精美的施釉陶塑装饰。在该地区的大帽岗、小帽岗等地还发现了不少唐代半倒焰式馒头窑窑址，这是目前石湾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窑址。因而石湾窑的历史起点多定于此。窑址中出土了匣钵、擂盆、垫环等窑具，以及施青釉和酱黄釉的碗、碟、盆、坛等日用器。个别器物上装饰有贴塑的人物和动物，这些可视为石湾陶塑的滥觞。窑址出土的器物，与同时期周边地区唐墓所出土的器物是完全一样的，从而证实了该地区墓葬出土的陶器，大多是由石湾窑生产的。形成于汉代、成熟于唐代的南海海上贸易交通通道，在宋代因造船术的进步、指南针在航海上的运用而更趋发达，从而也刺激了中国陶瓷业的发展。石湾窑也不例外。在邻近地区发现了一些宋代龙窑窑址，出土的器物有壶、坛、罐、盘、碗等;胎质坚致、造型轻巧，装饰技法有雕塑、刻划、点彩等;釉色以青釉、酱黄釉为主，还有黑釉、白釉等。龙窑比之馒头窑更为进步，其优势在于一是产量大幅提高;二是烧造质量更稳定。由此可见石湾窑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

明清两代是石湾窑的繁荣鼎盛时期。从宋末到明初，由于有大批北方的窑工为避战乱而逃到了南方;加上经济发展的因素:一是海外贸易的繁荣需要大量的陶瓷器出口;二是石湾当地的手工业发展，大量加工后的废料成为了陶器配釉的廉价材料。因而刺激了石湾陶业的大发展。此时的石湾窑成功地仿制了全国各大名窑的釉色，并创制出独具特色的窑变釉。此期石湾窑的产品除畅销两广地区外，还行销海外。屈大均《广东新语》载:"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从东南亚诸国传世的大量石湾陶产品中，包括华人建筑用陶和收藏品，可得到实物的证明。此外，15-16世纪盛行于越南的多彩釉陶瓷器，以佛教祭器为主，胎体厚重，装饰手法以阳刻、贴塑、雕刻等技法为主，在牙黄色底釉上加黄、绿、蓝、红等彩釉，其总体风格与石湾窑产品极为接近，反映出两地陶艺有一定的交流和影响。

明代初期的产品主要有日常生活用器和香炉、烛台、观音、佛像、土地公等等，产品受佛、道意识的影响较重。从明中期开始，大量出现了以捺塑方法制作的花盆、鱼缸、花凳以及影壁等陶塑产品。同时还出现了琉璃瓦、琉璃瓦脊和琉璃臂脊等产品。

清代初期至中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建筑(包括宗庙祠堂、佛道庙宇等)的装饰要求不断提高，石湾窑的瓦脊等建筑装饰构件高度发展，出现了题材多样化和工艺复杂化的局面。并在清中期出现了专门生产瓦脊的堂号(工场)，如"文如璧"、"吴奇玉"、"全玉成"、"美玉"、"英玉"、"均玉"等。此时整个石湾陶业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从业人员增多，产品种类和产量增加，因而出现了以产品类型分类的"行会"作为民间的、自发的管理机构，严格规定不许跨行业生产。主要行会有"茶煲行"、"大盆行"、"缸行"、"古玩行"、"花盆行"等。据统计，至清末，各种行会多达26个。

清代晚期至民国初期，由于社会的变革导致了建筑风格的变化，使瓦脊需求量急剧下降，因此许多生产瓦脊的艺人和堂号纷纷改为塑造单个陶塑制品，俗称"石湾公仔"，为石湾陶业创出了一片新开地。此时涌现出大批的陶塑名家，如黄炳、黄古珍、陈祖、陈渭岩、冯秩来、刘佐朝、潘玉书、霍津、廖作民、廖坚、区乾、刘传等。

抗战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由于战乱等因素的影响，石湾窑生产陷入了低谷。新中国成立后，石湾陶业在政府的扶持下得以迅速恢复，并在继承与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涌现出庄稼、刘泽棉、曾良、梅文鼎、廖洪标等一大批当代陶艺大师。

由此可见，石湾窑的历史可分为四个时期:唐至明初为形成发展期;明中期至清为鼎盛期;民国时期为低谷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为创新发展期。